第五章 千头万绪
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亲要是很爱她们的子女,就会这么叫,我也经常这样叫你。你明白吗
”心肝,”我母亲说,”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学会自己走路。”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或抱怨,她已经拔脚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说话的口气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我赶紧跟在她后面,就这样,我们出了大门,坐上了一辆新式的三轮车,这种车子穿街过巷比黄包车可快多了。
当时正是初夏,早晨还有点凉。但一到了下午,就热得蒸笼似的。离开我们住的屋子一段路后,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咯吱咯吱的手推车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还有那么多钅郎头的敲击声到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听着这一切声音,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母亲也很快活,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停地笑着,闹着,指点着,快活地叫喊着,就像普通人那样。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小牛皮制的女士手套。我们走下三轮车,去看橱窗。”那么多纤手在空气中向顾客招手呢。”我母亲说。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样子扭动起来,于是两人哈哈大笑。我们又上了三轮车。
”瞧”过了一会儿,我喊道。一个男人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面糊落进一个正在沸腾的锅子里。我很骄傲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指点给我母亲看。”他看上去像条鱼,”我说,”一条在喷水的鱼”我从三轮车上站起来说。那面团变成一条条软绵绵的线。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饪工具。”我母亲解释给我听。
那天,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母亲有意要让我张开眼睛伸长耳朵,记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许,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想象让我想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地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中干那么多事情但我记得的就是这样,甚至还要多。
那天,我们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卖好东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说那儿有最好的法国皮鞋,但她一双也没买。在城隍庙,她说那儿卖一种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让我擦了一些在脸上,但结果也没买。在静安寺,她给我买了一份美国冰淇淋圣代,她自己没吃,跟我说”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说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份报纸,但我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
然后我们来到了小东门,最好的海鲜货摊全都摆在那儿。她说她要去尝一种她已经多年没吃的海鲜。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小鱼,名叫娃娃鱼,因为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娃娃一样哇一哇它的四肢都会划动。我们找到了这种鱼,我果真听到它大声喊叫的声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动,正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很久前我就爱吃这鱼,”她说道,”肉又嫩又鲜,连它身上的鳞片都是那么软那么甜,就像刚生出来的嫩叶一样。可我现在想,吃这样的生物太残忍了,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留意着我母亲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是重要的,要留心听。要记住那么多欲望,要找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母亲在教我一个秘密即时即刻满足各种愿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们还去了戏院。外面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走进黑乎乎的戏院里。当然我想错了,我以为戏院里面会凉快些。上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戏院里像个蒸笼,又问又热。我们进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讲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弹钢琴,声音刺耳嘈杂。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我母亲嚷道,不敢再向前迈一步。
”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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