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四头门

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嘭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

        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高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高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硬币，或给她一点吃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体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子或现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丈夫离开前，吹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道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我很高兴他走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听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总是从缅甸那边的大山传到西边来的，而轰炸机总是从北向东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她自作聪明地说，”他们的思路和中国人不一样。”说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证据，证明我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厨房里给谈若洗澡，忽然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他们来了我们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溅了我一身。然后冲出屋门，朝她指点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一大群乌鸦飞过，排成战斗机的箭状队形飞过。

        我松了一口气，不禁笑了。”是鸟。”我告诉她，”它们只能在我们头上撒点鸟粪。”

        胡兰很生气的样子。”你干吗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我看见你笑了。”

        ”我当然笑了。你说我们死定了，我跑出来看我没死，只看到了鸟，我是笑这个。”

        ”哪怕现在看上去，它们也像飞机。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时候。”

        在我眼中，鸟就是鸟。打那时起我就想到，胡兰的眼睛不大好使。现在她还怪我老是看错。一开头，她老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一次她的绒线针掉地上了，过了一会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帮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说，肯定有个鬼把针吞了，后来又吐出来了。但又有一次她丢了绒线针，她就皱起眉头说，”肯定是你儿子捡起来，放错地方了。”

        我就纳闷，一个人老是看不清东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可怎么活呀过后我又想，她干吗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儿子呢她自己连鸟和飞机都分不清，干吗还要指责我呢第二次，我和胡兰、淡若去市场，我就把她带到一个卖眼镜的地方。

        这是在市场新区开的一家小店。战争开始后，这地方生意倒还兴隆。小桌子上摆了几副眼镜，篮子里还放着一大叠。店主告诉我们，桌子上的眼镜，是试镜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适。

        胡兰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云端里走路那样，头晕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兰，不说话，很担心的样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说。他朝我笑了，然后一把抓下了胡兰脸上的眼镜。

        胡兰一连试了三副，我们都笑得同样开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静下来了。她不让淡若把它摘下来。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门口，望望街两旁的各色各样的店铺。”我瞧见了一种好看的围巾，”她嚷着，”我瞧见了我想买的豆于。”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肉，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嘭嘭嘭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飞机就在我脑袋上呢。我正想，它们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筑物上墙壁上顿时出现了一排弹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线头露出针脚一样。针脚下的墙壁碎片飞溅，接着上半堵墙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面粉从口袋里倒出来一样。一刹那，就那么快我脑袋里的聪明念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我尖叫起来，灰尘马上呛了喉咙，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报还在响。飞机在头顶盘旋，到处是机枪声、炸弹爆炸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鸡蛋那样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空。然后她的嘴巴耷拉下来了，越来越大，样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过气来了，就想把嘴巴拉开来。

        于是我也抬起头来看天，两个样子像鱼的影子落下来了，摇摇摆摆的，越来越大。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炸弹”，就趴倒了。大地抖动起来，耳中一片轰鸣，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神志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脸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还是被气浪推倒的，是过了一秒钟，还是一整天。我抬起头来，世界变了，天上落下沙子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人们走路都很慢，好像还在梦中一样。或许我们已经死了，正等着发配到阴间去。但这时我咳嗽起来，喉咙里呛得好痛。

        警报停了，我站起来，开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顶后面在冒烟，也许是远处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抛到了屋顶和大路上，什么毯子、凳子、自行车轮、煤炉和茶壶，还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只带胳膊的袖子，带一只脚的鞋子，真是惨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那个拿扫帚的女人还在，炸弹还没落她就发出了叫声。她坐在地上，胳膊举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里啊我叫你不要出门。现在你还听不听你妈的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淡若他在哪儿

        我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路上见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个男人耳朵里流出血来，可他还在傻笑呢。离家越来越近，我看到街上挤满了通常那些幸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时警报解除后一样。

        我进屋的时候，胡兰已经在喝茶了，她把眼镜慢慢架上鼻梁，打量一条浸在大碗里的干鱼，”啊哟回来不到一个钟头，瞧，现在至少有十个虫子在我们的晚饭里游动了。”

        ”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们在哪儿”

        ”啊啊啊”她笑了笑，”还没回来呢。或许马上就回来了。”

        门开了，我马上迎上前去但是厨师和佣人，这两人也在笑。我冲出门去，朝路上张望。

        ”别担心，”胡兰叫我，”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先喝点茶吧。你担心也没用，他们不会跑得快一点。”

        ”我怎么能不担心”我冲她喊道，”我眼睁睁看到炸弹落下来，差一点就落在我头上。我看到很多人死了、伤了，场面好惨哪，没有脚的鞋子，没有腿的脚”

        ”你在说什么呀”胡兰打断了我，”你看见了在哪儿”

        于是我们俩就马上冲到路上。半路上，开始打雷了。我们刚跑到炸弹落下的地方，雨就落下来了。胡兰只好不断擦她的眼镜。

        街上一片忙乱，警察、部队和美国服务人员全在那儿。五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把路给堵塞了。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上面站满了人，他们的背全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泥水还是血水。

        ”怎么回事”胡兰说着，用手指头擦擦眼镜，”你看到什么了”

        我们往前走了几步，我看到很多人跪在一座小山顶上，那儿本来一定是什么建筑物。他们全都在用铲子、锅铲和破木板拼命地挖着。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在大街上尖叫的、拿扫帚的女人。她也转过脸来看到了我，一脸惊讶。一刹那，就像在镜子里那样，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恐怖的神情。

        她转身走开了。”不要这样你们干得太蛮了”她对另外人吼道。但没人理睬她。

        ”轻一点，轻一点。”她哀求道，”要这样。”我见她跪在地上，用她血肉模糊的手指头刨出一块砖头、一块木板、一块石头。这些危险的东西拿掉后，她就把脸俯到地上去，轻轻地找她要找的东西。

        我还是不明白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在满是砖头瓦片和碎骨头的山上扒。我不知她失踪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当他们找出她的孩子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了。只听见她一个劲地哭着，骂着自己，”都是我不好呀是我不好呀”我不想再看那个粉身碎骨的孩子，因为这当儿我们还在找淡若。

        但我们没在这人堆里找到淡若或杜阿姨。大街上倒塌的房子里也没他们的踪影。我和胡兰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个钟头，听着其他的母亲们哭着自己失踪的孩子，眼看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喊叫声，哭泣声，不相信亲人已死的呜咽渐渐变成后悔的低语。

        每次希望破灭，救出来的是别人的孩子，我都许一个愿。我许了一个又一个愿。我大声地说出来，我向每一位男神女神发誓，保佑保佑我的儿子淡若吧，我一定当好贤妻良母，真诚地待我的朋友胡兰，对她忠心耿耿，原谅我的丈夫文福，并好好服侍他，尊敬我的长辈杜阿姨，听她的话。我无怨无悔地认命了。

        我许完最后一个愿，忽然看到我的佣人跑过来了，一面哭着，喊着，”总算把你找到了。”好像我们失踪了似的。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憋在心里的念头，我以为我真的失去他了全都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了。佣人告诉我，杜阿姨和淡若就在家里，我们出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回来了。大家想到这一点都很伤心，他们没失踪，我们找他们肯定找得担心死了。

        所以，淡若一点没事。现在我知道我不得不信守诺言。我许的愿胡兰全听到了，尤其是我说要做她的忠心耿耿的朋友那段话。当然我一点没想到要收回诺言。要是我许愿许得少，说不定淡若已经死了。说不定他人虽活着，却少了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谁说得准谁知道希望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后来，我记起来了，我很幸运，就在我许愿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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