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着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https://www.lvscwx.cc/books/0/452/11518.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vscwx.cc。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m.lvscwx.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