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9.1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9.2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9.3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减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邓小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9.4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9.5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9.6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9.7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9.8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9.9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9.10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9.11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产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

        9.12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9.13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https://www.lvsewx.com/books/0/458/11739.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vsewx.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lvse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