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着，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4.1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xx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4.2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4.3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4.4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ent或parliaentarygove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o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4.5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
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4.6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4.7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粱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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