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馏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乔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零零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炬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敌。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竞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ing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7.1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图”；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of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质量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下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7.2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7.3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ing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街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苏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7.4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撞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末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园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足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7.5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二恳兴下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零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下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鳞、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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