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食客

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扑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锃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做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做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做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上就麇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做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进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人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风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人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分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着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龇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着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着，微闭着眼，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

        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养着为听鸣唱，后者养着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1，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着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着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着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20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目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着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2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着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嗝儿屁1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着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着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着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着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着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着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18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着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

        长大以后，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做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戒，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菜肴，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字，周围用火腿、虾片、蛋卷丝、猪头肉、黄瓜盅、西红柿花、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这冷盘上了桌子，是应当“一看”、“二品”之后才“三报销”的，但你怎能保定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唉

        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他油腔滑调地命令着：“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你丫挺的1把你的本事全给咱捣腾出来”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着原不是生人，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卢宝桑母亲家，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

        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来，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着。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一会儿有两桌华侨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

        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你看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昨儿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着，你不干，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搁屋外头瓶子要裂，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儿个怎么样人家不认账了吧”

        薛师傅遂说：“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今儿个都没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麦精露”

        “那玩意儿哪行呀”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

        薛大娘心里像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严重危机

        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卢宝桑宣布说：“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他妈的糊弄大爷。你们等着，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大爷，给我钱，给我装酒的家伙，我这就去”

        薛大娘心乱如麻。她跺着脚说：“秀娅怕这就要到了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着，放鞭炮、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

        大姑便赶紧带着薛纪跃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门外去。

        这时薛师傅把20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

        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干净，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

        没过一会儿，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娘衣裳角，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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