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讲“红楼”

抱养女婴

        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到纽约去讲红楼梦。他们提供的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2006年4月12日登机那天，到登机口一看，几乎全是洋人。坐下来环顾，发现不少洋人全带着孩子。再细看，呀，那些孩子怎么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国娃娃。更仔细地看，那些婴孩应该全是女娃儿。携带她们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两口子，更多的则是单身的妇女或先生。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就能看出他们对自己携带的女娃非常疼爱，有的紧搂怀中，有的给坐在折叠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则弯腰扶着小胳臂让其试步

        原来，跟我同机的，有一个不小的美国领养中国被遗弃女婴的团体，他们已经在中国办理完所有相关手续，正带着自己选中的爱婴，返回美国。

        美国人从中国领养女婴，始于1992年。首批被领回去的，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目前这种从中国福利院领养去的弃婴，据说在美国已经累计达到六万多名。被领养的弃婴几乎全是女娃，有“中国妹妹”之称。

        飞往纽约的航程里，我一直在琢磨，怎么那么巧我揭秘红楼梦，是从书里的秦可卿入手，而书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说，秦可卿本是一个小官吏从养生堂里抱养出来的女婴。当年的养生堂，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当然，旧时代的养生堂又叫育婴堂黑幕重重，现在的福利院应该是一个健全的民政机构。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类机构所收养的弃婴，总不能长期留存在那里面，根据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让社会上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从中领养，是中外古今这类机构惯常的行为方式。

        看过英国19世纪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旧时代，西方的孤儿院也就是育婴堂、养生堂里的弃童过着怎样非人的悲惨生活。而他们被领养出去后，多半又会被当作童工驱使盘剥，只有希冀偶然的运气，才能终于脱离樊笼，回归到正常实际上也就是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养生堂也是暗无天日的地方，从那里抱养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当作学徒，女的往往成为丫头，命运稍微好些的，也不过是成为小户人家的养子养女。对于他们的来历，父母讳莫如深，他们长大后有所疑惑、察觉，都会非常地痛苦。就因为他们“来历不纯”，所以会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婚姻、就业等方面，遭遇障碍，形成坎坷。

        美国19世纪小说家霍桑的红字，虽然讲的不是养生堂的故事，但是书里的那个女孩珠儿，就因为她“不知其父”，“来历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说出她父亲是谁的母亲一样，每天身上必须挂出屈辱性的红a字，被示众、被歧视。这说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统问题仍是一个能制人于死命的严重问题。所以红楼梦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说秦可卿是宦囊羞涩的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出的女婴，却仅仅因为跟贾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双富贵眼睛的贾氏家族，成为宁国府三世单传的贵族公子贾蓉的正妻，确实是有悖那个时代常理的，不仅有悖那时中国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笔下描绘过的，以往西方社会的常理。那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症结”。

        飞机上邻座的一位美籍华人女士，跟我谈起美国领养团，她说这些白种美国人会为所领养的“中国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们入名校，最后将她们输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估计再过十年，这些女孩中长大成人的，会组成“中国姊妹会”，她们会意识到她们在美国社会里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她们会返回中国寻根实际上现在已经有1992年抱养去的回来寻求“我究竟是谁”的答案，会在美中各方面交流中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

        飞机开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现出纽瓦克国际机场的鲜明轮廓

        大娃娃心态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白人组成领养团，到中国福利院里抱养被遗弃的女婴到了纽约以后，我还经常跟那边的人士讨论。总的来说，每一位领养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体而言，他们有其共同点，就是出于朴素的人道考虑，觉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应该做这种珍惜生命的事情。这跟一般美国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怀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50年代，曾有很多美国人自愿领养韩国孤儿，六七十年代，积极抱养越南孤儿又形成一种风气。现在，尽管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生产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国的各大商场，中国的家用电器也令美国人觉得物美价廉，但是，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严重，抛弃女婴仍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婴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中国本土人士抱养这些女婴又并不踊跃，于是，一些知道了此种情况的美国人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自愿组合成了一批批的领养团，来中国抱养被遗弃的女婴。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国领养团，其中诸多镜头令我久久难忘。比如一位独身男士还为自己和女婴购买了头等舱的座位，进入机舱后立即布置成一个小小的游乐区，全身心地逗那女婴咯咯欢笑，他自己也高兴得像一个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触许多美国人以后形成的一个总体印象。比如这次赴美“弘红”――就是弘扬中国的红楼梦――本来就是到华美协进社二楼的演讲厅里去讲一番我的揭秘，后来却通知我他们要与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而且要把演讲的那一天命名为“刘心武日”。乍得知他们这个决定我真吓了一跳，毕竟我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识里的积淀都很深，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好，在哥大举办某某某日，怎么说也不应该轮到我头上，而且，我若接受下来，岂止是不谦虚，简直就是狂妄但到头来4月15日还是搞成了“刘心武日”。上午我讲秦可卿与贾元春之谜，下午讲贾宝玉和情榜之谜，两讲前分别播放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刘心武抚摸北京上下集，设台面展示出售我的若干著作，散发关于我的创作简历和有关我揭秘红楼梦引发大争论的材料，张贴了一些跟我有关的中英文报道及照片。我发现，美国人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我们既然请来了刘心武，手中又有若干资源，而事前报名订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兴一番呢他们并不把“刘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么郑重，融注进那么多的内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过一个跟刘心武有关的周末，在嘉年华式的活泼气氛里，顺便地了解到一点关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关于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相关信息。

        美国式大娃娃的心态，感染了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叮嘱我：“你可是负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国，我会见了华美协进社的社长、副社长――两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机构人文学会的双主席，来自内地的何勇和来自台湾的汪班二位先生。轻松交谈中，我就明白了，在纽约这个大都会，每个周末都会有无数的文化活动，且不说大都会博物馆和林肯中心里面，也且不说百老汇长街上的无数剧场和分布在各区的图书馆里，就是许多小型的文化场所，也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安排。某处可能有关于柬埔寨吴哥窟的研讨，另一处可能有某部东欧作品英译本的首发式。华美协进社本身，也开展着多种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一楼的展厅里就正举办中国青花瓷精品展。来一个刘心武，讲两场揭秘红楼梦，而且只是用中文讲，不过是一滴雨水，落进浩瀚的大海里罢了。认真对待是应该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讲座看得那么重要，动辄视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传播于周末消闲，“刘心武日”无非是个小小的周末游戏。进入这样的心态后，我那天的演讲，意态轻松，挥洒自如，反而获得了异常热烈的反响。

        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处学生宿舍休息，路经大学绿地，看见一些从新泽西州开车来听我演讲的人士，在草坪上铺开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讲，很是感动，也更有返老还童的欣悦。

        夏志清捧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数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纽约也是不少的文化界旧友新雨举办餐会，欢迎我和妻子晓歌。记得那回来的人甚多，以至餐馆包间的玻璃拉门都关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斗级人物有唐德刚先生，夏先生却仍不来“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显得十分硬朗，谈笑时声如洪钟。但这回再赴纽约，要把周汝昌先生嘱交的我与胡适先生面呈唐先生时，接待方告诉我，唐先生竟已中风，行动语言不便，我只好惆怅地把周先生大作和两册拙著给华美协进社的何勇先生，烦他转递致慰。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刚先生小一岁，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携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个85岁的耄耋老翁。他不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英文写作在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眼中也属一流，我感觉他已经具有熟练的英语思维，也具有了“美国大娃娃”的特点。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美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道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还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更加重要的是――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钟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90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待别人。

        石破天惊少一门

        我在哥大的讲座结束后，邀请方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双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总结发言。汪先生来自台湾，在美国多年，是华美协进社的资深教师，他中、英文都好，能够双语教学，而且对中国的琴棋书画都有研究，在京剧昆曲方面更是通家，能粉墨登场，唱腔做功，可与专业演员媲美。

        汪班先生说我的两场四小时演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石破天惊。对这样的评价，我是否应该立即谦辞我自己把这样的赞扬报道出来是否狂妄冷静下来回想，我觉得就那天演讲赢得的反响而言，确实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用北京土话概括，两个字就够：震了

        这当然会引出反对我赴美揭红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忧虑，这岂不是明摆着我把美国那边的听众误导了吗我只好再次告诉大家，那边的听众没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导。对红楼梦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许会通过听我的演讲，去调整他的思路，或许仅仅是觉得多了一种参照；对红楼梦原来不甚了解的人，他也不会得出“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结论，他会产生去聆听更多种解析的愿望。而最根本的是，人们听后会产生去找红楼梦来读的冲动，而绝不会出现“啊，那就用不着去读原著了”的想法。

        总体而言，美国的学术气氛，是特别欢迎个性化的研究，鼓励出新，宽容颠覆的。如果你宣布你的观点“正确”、“稳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讲是要“正导”他们，并且充满对异己“邪说”的批判与“警惕被某人误导”的劝谕，那么，他们去聆听的兴趣一定大减。我去后问邀请方：“是谁向你们推荐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他们说，本来也不清楚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多少频道，10频道是不对国外的，他们看不到，百家讲坛节目更无从知晓，但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引出的“围殴”、“口水战”被广泛报道，特别是境外一些传媒不但报道还对这件事予以评论，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个揭秘系列。反对者竟气愤到宣布我“不能到电视台去讲”、“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这就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设法找到光盘和书，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个性化，而且富于趣味性，觉得很适合他们的讲座。因为他们举办的讲座不是针对学界的，是一种向普通美国人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性周末活动。目的也并不是向美国人宣传“如何正确无误地理解红楼梦”，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动的演讲内容，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

        “石破天惊”只不过是形容我的演讲角度奇特、内容新颖、表达富于刺激性罢了。我只能用中文演讲，因此那天来听的论身份虽然基本上全是美国籍或绿卡持有者，却满场一片黑发黑眼，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只有寥寥几位，而且其中一个小伙子还中途悄然退场。这就说明，我的“石破天惊”尚缺一门，那就是外语门。如果我能不依赖翻译，自己同时用流利的中文和同样流利的英文把要讲的内容生动呈现，那效果才会是满局的“石破天惊”。华美协进社社长江芷若、副社长贾楠女士都是白人妇女，我写出的是她们为自己取的汉名。她们能说一点中文，但跟我进行深度交谈，就感到困难，也无法阅读我的两本揭秘。她们表示，华美协进社亟待开办那样的讲座，就是演讲者在中、英文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能够兼顾母语为中文和母语为英文的两种听众，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介绍出来。

        像夏志清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后继有人。原来是台湾、香港地区赴美的学者在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系里占据不少教席，担任系主任，现在，内地过去的学者渐渐脱颖而出，双语人才越来越多，有的已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担当系主任的工作也驾轻就熟。内地这边能过去以双语推介中国文化的人才，也在逐步涌现。我深知自己仅仅是一个在美国弘扬红楼梦的过渡性人物，仿佛一滴雨水，落入大海，微不足道。真正能使中国文化让更多美国人，特别是那边主流族群感到“石破天惊”的演讲者，快准备出发吧

        维基基海滩赏诗

        和l君同往夏威夷一游，老友梅兄送我们到机场，领登机牌前，他把一个纸袋递给我，脸上现出顽皮的微笑，嘱咐我：“到了那边再看，在海滩上慢慢看。”

        从纽约先飞洛杉矶，再转机飞往檀香山，行程要十个小时，飞行中阅读是最佳消磨方式，我要读那纸袋里的东西，l君递给我一本书，劝我还是遵梅兄之嘱，到海滩再探究竟。我就捧读他给我的那本法国小说幽灵，据说在法国是畅销小说，译文也颇流利，但我读来只觉得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昏昏然，也好，迷迷瞪瞪地，不知不觉，飞机已降落到跑道上。

        夏威夷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以为那里很热，带了不少恤衫，谁知平均气温多在25度上下，时有小阵雨，外套还是少不了的。我以为可以用“天然金沙滩，翻飞银海鸥”来形容那里的海滨风光，却发现原来那是火山岛，海滩本来全是被岩浆烧焦过的黑石头、黑沙子，现在所看到的金色白色沙滩，全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沙子铺敷的。因为全境长期禁止捕鱼，近海生态特殊，并无海鸥飞翔，所看到的鸟类，大多是鸽子。我以为它已接近南太平洋，热带植被中必然多蛇，我最怕的就是蛇，自备了蛇药，但导游告诉我们：“这些火山岛全无蛇，如果说有，那只有两条，一条在动物园里，一条就在你们眼前――我，地头蛇啊”我原以为夏威夷州花必是一种很特殊的热带花卉，没想到却是北京常见到的木芙蓉，或者叫朱锦牡丹

        但夏威夷确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风韵。那里的土著以黑为贵，以胖为美，人们见面互道“阿罗哈”，无论是柔曼的吉他旋律，还是豪放的草裙舞，都传递给你充沛的善意与天真。

        我们下榻的宾馆离著名的维基基海滩很近，散步过去，租两把躺椅、一把遮阳伞，在免费的冰桶里放两瓶饮料，一身泳装，日光浴、海水浴交替进行，真是神仙般快活。我带去了梅兄给我的纸袋，靠在躺椅上，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册纽约出版的中文今周刊，于是发现，有一整页刊登着与我有关的古体诗。

        我赴美前，北京晚报已经刊载了周汝昌先生的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今周刊将其刊出，重读仍很感动。但让我惊讶和更加感动的，是在周老的诗后面，今周刊一连刊登了四首步周韵的和诗。第一首就是梅兄振才的：“百载探研似火红，喜看秦学掀旋风。轻摇扇轴千疑释，绽放百花四海崇。冷对群攻犹磊落，难为自说总圆通。问君可有三春梦，幻入金陵情榜中。”还有刘邦禄先生的：“锲而不舍探芹红，当代宗师德可风。十杰文坛登榜首，一番秦论踞高崇。揭穿幻像真容貌，点破玄关障路通。三十六篇纾梦惑，薪传精髓出其中。”陈奕然先生的和诗则是：“劫后文坛一炮红，长街轻拂鼓楼风。坚冰打破神碑倒，传统回归儒学崇。真事隐身凭揭秘，太虚幻境费穷通。阿瞒梦话能瞒众，还赖高人点醒中。”罗子觉先生和诗：“忽闻美协艺花红，纽约重吹讲学风。芹老锦心千载耀，刘郎绣口万侨崇。红楼梦觉云烟散，碧血书成警幻通。嗟我息迟无耳福，不惭敬和佩胸中。”

        除了步周老韵的和诗外，还有七首诗也是鼓励我的，其中周荣先生聆“红楼揭秘”感呈刘心武先生：“别开生面上层楼，秘揭兴衰话石头。百载繁华皆是梦，一朝零落不胜愁。独特扇轴论人物，妙析玄机证壑丘。文海千波红学浪，新帆风满正争流。”赵振新先生无题：“早有才名动九州，伤痕文学创潮流。红楼今又开生面，攀向层楼最上头。”

        我在演讲中说，秦可卿于我来说好比是折扇的扇轴，从她入手，甩开后便可见红楼梦全扇。几位鼓励者诗中都引用了此意，实乃知音。

        当然，我深知，这些人士，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识，有的尚未谋面，都属于我的“粉丝”，有的更取一特称叫“柳丝”。人做事需要扶持，出成果需要鼓励，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人至少需要三个人帮，国内海外皆有我揭秘红楼梦的“柳丝”，是我的福分。但我也知道，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国内见识过，海外未遇到，却未必没有。对于他们，我要说，难为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强烈的情感来对待我，凡他们抨击里的含有学术价值的那些成分，我都会认真考虑，但凡那些属于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话语，我就只能是付之一笑，我祝他们健康快乐，不要因为对我生气而伤身废事。

        赏完那些诗，朝海上望去，只见翻卷的海涛里，冲浪健儿正在灵活而刚强地上下旋跃，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永不退缩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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