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塞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鸡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欢欢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做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花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爱探人阴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浪荡的阿春，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出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出生地，用“势利眼”相看，她对阔绰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物，并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

        四、爱唠叨，多管闲事。老板娘显然是个外向人物，很喜欢同人打交道，搭讪聊天，难怪“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她向顾客吹说她以前是多么美的一个美女，便是她“多话”之一证。那些广西同乡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说人是非。她噜噜苏苏评议李老头子和秦癫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顾太太卢先生的房东：“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其实，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还不是津津乐道别人的“阴私”：什么秦癫子“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痴”啦，又批评阿春“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胜枚举。当顾太太告知她卢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两人如何大白天里赤精大条的性交，她嘴里虽然嗔怪顾太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却也听得好感兴趣的。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社会的中老年妇人常犯的“通病”，又因为老板娘是一个小生意人，深知维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现实的眼光和作风，总是以“赚钱过活”为第一要务。她抱怨来她店里吃饭的小公务员，“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李老头子上吊后，“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自了一顿”。因而抱怨道：“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好难得碰见卢先生这么一个桂林同乡，来店里包饭，当然她要特别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每礼拜又亲自下厨一次，特地为他做一碗免费的冒热米粉，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么已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原来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儿做媒来了卢先生的拒绝，使她气急败坏：“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现实动机的。后来卢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为了去替他掉一把泪，而是想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饭店的两百五十块钱。最后她决定拿走那幅桂林水东门外花桥的照片，还是因为“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

        我们还注意到，卢先生的房东顾太大，平时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两人往来甚密，总是一同说长道短，论人是非，又谈又笑，不亦乐乎。可是老板娘到卢先生房里找东西抵押饭钱的时候，顾太太原先的“满面笑容”却变成了“冷笑”，说道：“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便爱理不理的掉头走开。而老板娘，环顾卢先生空空的房间，暗想：“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人常是这样的，特别是生意人。平时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冲突，就冷言冷语，互相猜忌。这真是逼真不过的写实

        然而，现实生活撇开不论，老板娘却也有一颗温暖的心，和人情味。卢先生被表哥欺骗，理想破灭之后，“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李老头子、秦癫子、卢先生死后，老板娘都为他们烧钱纸，这固然是为了求回自己店门的吉利，却也不能说没有人情的成分在内。一日，卢先生脸色灰败，只扒一口饭就往外走，她便“赶忙追去拦住他”，问个究竟。后来卢先生两礼拜没来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关切，总是掺杂着爱管闲事的成分，但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虽然如此，在小说全文六节段中，只有一节段，真正展示出隐含在她现实个性里的那么一点“柔肠”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园纳凉，偶然遇见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节。

        由于卢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戏，这个曾是“大戏迷”的老板娘，突然间兴起了一份乡愁。她说好说歹央求，卢先生终于调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窑。这出桂戏，是讲唐朝大将薛平贵征番邦，被虏，在番邦与公主结婚，他的发妻王宝钏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才等着平贵回窑。老板娘听着卢先生以清润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突然间“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她之感觉“刺心”，当然，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她把自己联想成王宝钏，苦守到老，却又觉得连王宝钏都不如，因为人家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远等不回来的了。她和卢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会，听着他随便拉弦，居然朦朦胧胧睡去。梦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由此可见，虽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里梦过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经先走了”；虽然她劝秀华改嫁时，能够凭着理智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里却还保留着一个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会回到她身边来。尽管她每日在现实中过活，总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灵深处却暗藏一份说不出口的悲哀。当她因听到卢先生拉桂戏而偶然触动这份悲哀，突然之间她好像性格完全改变，变得严肃起来，高贵起来，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叙述“语气”传达这一印象。这，正和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童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暂时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气一涤而净，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于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关切地不是多管闲事地，问起卢先生关于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卢先生拉桂戏这一节全文六节中较短的第三节，除了上面解释的含义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叙的卢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贵，就不单暗示老板娘在梦中苦等失踪的丈夫，也暗示卢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恋爱的罗家姑娘。当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终于等着了薛平贵。可是卢先生、老板娘等人，却空空的白等一场。这，当然是很具有反讽意味的。

        花桥荣记的悲剧主角，当然还是卢先生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老板娘的琐碎叙述描绘中，归纳得知他原是一个斯文尔雅，具有异常温柔心肠，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洁净善良，坚贞不渝的中年男子，叙述者平日见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护一大队小学生过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卢先生比喻为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可见他是一个颇具女性温柔气质的男人。后来他唱桂戏，“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这也暗示他多少有点女性化的倾向。

        居台十五年内，他紧紧拥抱终有一天能和罗小姐相聚成亲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寻常的耐心，坚贞自守，满怀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从不自怜自艾。比如他唱回窑后，老板娘还会“吁了一口气”，感叹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可是卢先生，却连一声叹息都不发，只“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表哥从香港传给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积的希望，提升到最高xdx潮。他两手“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他以为是罗家姑娘写的信，其实是他表哥伪造的。作者如此暗示，卢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紧捏之理想，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不能实现的幻想。

        当他终于领悟受骗，这一现实之重棒，把他的理想击成粉碎。他丧失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就是暗示他丧失积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这份丧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过错或罪咎，却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骗”。所以他受表哥欺骗，即意味受命运欺弄。以象征含义来解释，表哥就是诡谲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或“魔”。难怪卢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后，卢先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变得自暴自弃，凌辱自己洁净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弹弹”的阿春厮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卢先生长久压抑的“肉性”。他之低头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张作势，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灵”，把“灵”歼灭。改变以后的卢先生，温柔气质没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没有了拿小学生出气，弦子也不拉了“弦子还挂在墙壁，落满了灰尘”。他变得自怜起来，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头发胡乱染得漆黑，脸上用雪花膏涂得粉白。这种悲枪可悯的无用企图，却使老板娘想起一个五十大几的老戏子，唱扇子生，化装表演“宝玉哭灵”，可是遮盖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里直难过。

        “灵”的丧亡，就是人性尊严的丧亡。卢先生捉好，被打伤咬伤，就是作者以身体之遭受残虐，影射灵魂之遭受残虐，以及人性尊严的碎裂扫地。卢先生伤愈后，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头发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难怪“他一进来，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这篇小说既然是从老板娘的观点写成的，作者当然不曾探入卢先生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可以想像卢先生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憎厌痛恨这个改变以后的自己。领小学生在街上走路，一个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来，他就认定是在笑他。他觉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对这一个女生泄忿，其实就是对他自己泄忿，被人架着拖走时，他还双手乱舞，嘴冒白沫，大声喊骂：“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却是丧失了人性尊严的自己。

        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xx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sey。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seal，过于戏剧化elodraatic。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tone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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