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制度化送礼
制度化送礼
我们先从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说起。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物。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微笑着说道:”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员,就是过往的要员,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还是那位张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一份详尽的日常应酬情况。当时他担任陕西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一职,由于督粮道这个差事很肥,所以,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他来负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员、官场规则的文字。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大人记录的迎送要员情景:但遇有要员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上司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陕西西安由于气候原因,活鱼很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认为这个督粮道太抠门。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直要折腾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散。散后,主人将喝得摇晃的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多少,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当然,这还没有包括送给客人们的路费。
张大人在其著作中写道,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他就必须主动邀请人家了,被邀请的人包括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等等,不如此,则不足以联络感情。
这样算下来,张大人一年的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陋规,虽然很多官场中人很无奈,但不得不承认,通过送礼,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所以要送礼,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收礼。明朝有位可恶的官员就特别喜欢收礼,他叫鄢懋卿,其生性奢移,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基本工资可以支撑的,所以他必须要收礼,有时候还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下级官员进行敲诈。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他外出视察时,经常与妻子同行,专制成五彩舆,让十二个女子抬着,道路上人们看到无不惊骇。鄢懋卿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他借故当场砍了脑袋。
中国历史上如鄢懋卿这样强行收礼的上司多如牛毛,更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官员特别奇怪的礼都会收。唐朝有位叫元载的宰相,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当他成为宰相后,拼命地收礼要礼。在他被绞杀灭门之后,朝廷从他家中抄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玩意,房产多处,可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八百石胡椒。在今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可在唐朝,这可是高级消费品,唐朝不产这个东西,只能靠进口。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64吨。任何人都知道,这些胡椒肯定不是一日之功能积蓄起来的。是哪些人物源源不断地给元载送这么多的高级胡椒呢当然是那些官场小人物了。宋朝时的权臣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的食品,于是抄家后,朝廷发现他家中有三间房子里放的满满的都是此物。这个东西怕是比胡椒更难存放,但是依然有满满的三大间房子里放满了这种食品。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不会买这么多守着。明朝的大贪官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特别喜欢女色与金银。家中所用的器物,可以用金银铸造均不用其他材料,最变态的就是用黄金浇注裸女,用白银浇灌女性的生殖器状的恭桶。能用黄金做器,可以说黄金不是一般的多,而这么多的黄金肯定也是当作礼品收到的,因为皇上发给严嵩父子的工资绝对打造不了金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的清朝官员和坤,穷苦人家出身,最后位居人极。在乾隆这个号称是最圣明的”十全老人”的庇护下,家资豪富天下。嘉庆上台后抄了他的家,其家产折合白银约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朝廷十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才有”和坤跌倒,熹庆吃饱”的话。八亿两,到底有多少官场小人物给和坤送礼,才能聚集起这富可敌国的资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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