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解闷儿还给你——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
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
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
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
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
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
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panel1;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xdx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的””地””得”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原地等你；二，等你追鸡回来，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自己的是：忍耐，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
修改剧本的地点，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场”的地方。这里距机场较近，孤零零盖了几栋房，养着几十匹马，四处不见人烟。一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冬天下雪，城里的雪早化了，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吃过晚饭，记得常到河边散步。暮色之中，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散步时，有时半天无声，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高高低低，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最近这次，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满天飘。
冯小刚这本书，是利用手机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别具一格。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感情是不一样的。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声中长大，会自己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冯小刚过去说过，过去盖起的宫殿中，没有他的位置，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搭起了一间偏房。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渐渐成了一个院落，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不过如此，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写不过如此，是38年长成一根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院落和宫殿。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哪。
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对于这本书，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朋友，没别的，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逗你解个闷儿；那么作为朋友，现在我用这篇序，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朋友，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
北京八里庄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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