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六篇 ｜防御（1）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具有这一特征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御行动，只有依据这一特征才能在战争中把防御同进攻区别开来。可是，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纯粹的防守就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防守只能是相对的。所以，在总的方面防御的这个特征只是对防御说的，而不是对防御的各个部分说的。在一次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候敌人的攻击，等待敌人的冲锋，那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假如我们等候敌人的进攻，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就是防御战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等待与抵御这个特征都是在总的方面对防御说的，并不因此就与战争的概念发生矛盾，因为等待敌人向我们的刺刀冲锋或向我们的阵地进攻对我们是有利的。可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还击敌人，而防御战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是在总的方面进行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采取的进攻行动仍是在阵地或战区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使用某些师进攻，而那些仅仅是在阵地上等待敌人冲锋的部队，也可用进攻的子弹迎击敌人。所以，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纯粹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防御的优点
什么是防御的目的？是据守。据守比夺取要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行进攻容易。但为什么据守（即防御）比较容易呢？因为进攻者没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防御者可坐得其利。凡是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恐惧或者迟钝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是对防御者有利的。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依靠防御的这个优点曾不仅一次地使自己免遭覆灭。这种由抵御与据守带来的优点包含在一切防御的性质中。这一优点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同战争非常相似的诉讼中，已由”占有者得利”这一拉丁谚语肯定下来了。另一个纯粹由战争本身带来的优点是地形之利，它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利益。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内，凡我们让敌人采取主动，等待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的战斗（不论它是大是小），都是防御战斗。从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这个时刻起，我们就可以采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不失去防御的两个优点：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在战略范围，不同的只是战斗变为了战局，阵地变成了战区；甚至战局变成了整个战争，战区在这两种情况下变成了全国国土，象在战术范围一样，若采用进攻手段，仍然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优点。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简单地谈过了。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占领可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行。所以，为了使表达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这就是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完全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并且是被经验千百次证明了的，但是流行的说法却完全同这个结论相反。这就证明，从表面看问题的著作家能够在概念上造成怎么样的混淆。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而带有消极的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用这种形式时，才必须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马上放弃它。由于人们在防御中取得胜利通常就可以造成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兵力对比，因此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把防御作为最终的目的，就象不但在总的方面把防御看作是消极的，而且把防御的各个部分也看作是消极的一样，是与战争的概念矛盾的。换句话来说，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进行反攻，就如同在会战中让纯粹的防守（消极性）在一切措施中占主导地位一样，是很荒谬的。
可能有人会举出许多防御者一直到最后仍采取防御，并不考虑反攻的战例来否定上述总的看法的正确性。他们可以这么做，只是他们忘记了这里仅仅是就总的方面来说的，而那些用来反驳这一看法的战例，都必须看作是反攻的可能性还未到来的具体场合。
比如在七年战争之中，至少在这次战争的最后三年，腓特烈大帝并没有想要进攻，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这次战争中只不过把进攻看作一种比较好的防御手段。他的整个处境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一个统帅只做那种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若我们不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看作是他整个行动的基础，如果认为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还才到来，那么我们就不是联系总的情况考察这一防御战例的。以上总的看法即使在这一战例中，也不是找不到实际根据的，缔结和约的事实就是证明。如果不是奥地利认识到仅仅以自己的力量不能与这位国王的才能相抗衡，认识到它无论如何必须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它稍稍放松努力，就可能再丧失领土，那么，还有什么能促使它缔结和约呢？实际上，要是腓特烈大帝不是有一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以及帝国的军队牵制住了，他就会尽力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再次击败奥军，对于这一点，又有谁会怀疑呢？
在明确了防御的概念（在战争中这一概念只能象我们上面那样去理解）与规定了防御概念的界限之后，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与防御作过仔细的考察和比较以后，这一论点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与此相反的论点是如何地自相矛盾并且如何地同经验相抵触。若说进攻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采用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若双方都只想进攻，那么防御就不可能存在了。可是，追求较高的目的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也很自然。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方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如果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看一看过去的情况，我们就能发现，从来没有听说过用一支较弱的军队在一个战区进攻，却让一支较强的军队在另一个战区防御。如果说自古以来情形到处都恰恰与之相反，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即使是最喜欢进攻的统帅，也依然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谈具体问题以前，在以下几章里我们还必须首先说明几个问题。 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上的比较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在战斗中可以导致胜利的因素。
这里不谈军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或者其他素质，因为决定这一切的东西一般来说不包括在这里所谈到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一切对进攻与防御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甚至连总的数量优势，在这里也不能够加以考虑，因为军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是由统帅的意愿决定的。况且这些东西同进攻的利害关系与同防御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此外，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与多面攻击。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上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完全不同，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至于地利怎样有助于获得胜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单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各种障碍（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够使我们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甚至一个非常普通的地形，我们也能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到利益。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大的与小的迂回，它之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遭遇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被切断退路。
那么，这些因素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假如我们讨论一下上面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第三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分与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要取得出敌不意的利益，只能用全部军队对敌人的全部军队作一次真正的奇袭，而防御者却能够在战斗过程中通过各种猛烈程度的和各种样式的袭击不断地出敌不意。
进攻者比防御者更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军队以及切断它们的退路，因为防御者处于驻止状态，而进攻者是针对防御者的这种状态进行运动的。但进攻者的这种迂回政策只是对整个军队说的，至于在战斗过程中以及对军队的各个部分而言，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攻击，因为正像上面说过的那样，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加能通过各种猛烈程度与各种样式的袭击出敌不意。
很明显的防御者可充分利用地利。防御者所以能够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由于进攻者必须在大小道路上行进，因而不难被侦察出来，而防御者却能隐蔽地配置，在决定性时刻之前，进攻者几乎无法发现他。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法以后，对于防御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了，也就是说这种侦察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虽然人们有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收获很少。防御者可以在选好的地形上配置军队并且在战斗前熟悉地形，这对他的好处非常大，他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出敌不意，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即便如此，人们现在仍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似乎接受一次会战就相当于输了一半。这种观念是在七年战争中就已经被少数人采用过的。在二十年前流行的防御方法引起的，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利益无非是占领一个很难接近的正面（陡峭的山坡等），而且当时军队的配置没有纵深，两翼运动不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弱点，即军队的配置总是由一个山头延伸到另一个山头，以至于情况越来越糟。这时候，如果两翼找到某种依托，军队就像一块绷紧在刺绣架子上的布帛一样，它的任何一点都不能够被敌人突破。军队占领的地区的任何一点都对整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点都必须加以防守。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这样一种防御与可以称之为好的防御及在现代也的确出现过的好的防御是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轻视防御，往往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某种防御方法过时了，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法也是这样，这种防御过去曾有一个时期确实比进攻有优点。
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现代军事艺术的发展过程。起初，也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军队的展开与配置是会战的最主要的事情之一，也是会战计划的最重要的内容。这种情况通常使防御者很有利，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先敌配置和展开完毕。以后，军队的机动能力一增加，这个有利条件立即就不存在了，于是进攻者曾有一个时期取得了优势。以后，防御者设法以河流。深谷和山岭作为掩护，又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很机动，十分灵活，以致敢于冲进这些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为几个纵队进攻，即能够迂回对方时，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防御者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就把正面配置得越来越宽，这必然就使进攻者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把兵力集中在几个点上，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了优势，而防御者则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防御方法。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已经改变方法了。他把军队集结成几个大的集团，通常不事先展开，而是尽可能隐蔽地配置好，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到进攻者的措施进一步暴露之后再作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作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的优点极大，因而在战局中必须成百次地利用它。但这种防御目前一般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若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在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根据的情况下，恐怕难以期待会出现什么新的方法），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但地形有利于防御却永远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因为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所以一般地可以保证防御原有的优势。 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上的比较 首先我们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在战略上有利于取得成果的因素？
正像以前说过的那样，在战略范围是不存在胜利这个概念的。所谓战略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有效的准备（这种准备愈好，战斗中的胜利就愈会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指利用战术上已取得的胜利。会战胜利后，战略能够通过各种安排使会战的胜利产生的效果愈多，它能从基础被会战动摇了的敌军那里夺取的战利品愈多，对于那些在会战中费尽力量也只能一点一点取得的东西，它能大批大批地取得的越多，它的成果就越大。能导致这种成果或使这种成果容易取得的主要条件，即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下面几个：
（1）地利；
（2）出敌不意（或是通过进行真正的奇袭造成出敌不意，或通过在一定的地点出敌意外地配置大量的军队以造成出敌不意）；
（3）多方面攻击；
（以上三个因素同在战术上的三个因素是一样的。）
（4）战区通过要塞及其一切附属设施产生的有利作用；
（5）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6）对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充分利用。
那么，这些因素对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具有进行奇袭的有利条件，这在战略范围与在战术范围都是一样的。可应该指出，奇袭这个手段在战略范围比在战术范围有效得多和重要得多。在战术范围，奇袭很少能发展成为大的胜利，但是在战略范围，通过奇袭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却是不少的。不过也得指出，使用这个手段是把敌人犯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少有的错误作为前提的。所以，奇袭这个手段并不能在天平上为进攻的一端加上很大的砝码。
在一定地点配置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这又同战术上的情况很相似。假如防御者把兵力分割配置在自己战区的若干接近地上，那么进攻者很显然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敌方军队的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但新的防御艺术已采用了另一种行动方法，这就在不知不觉中确定了与此不同的防御原则。只要防御者没被敌人利用没有设防的道路奔向重要的仓库（或补给站）和未作准备的要塞或首都的顾虑，他就毫无理由分割自己的兵力，即使防御者存在这种顾虑，他也应到进攻者选定的道路上去迎击敌人，不然他就会失掉退路。因为，要是进攻者选择的不是防御者所在的道路而是另一条道路，防御者也可以在几天之后用全部兵力在进攻者选择的道路上找到敌人。在大多数场合下，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荣幸地受到进攻者的拜访。而且，若进攻者不得不分割兵力前进（因为给养关系，分割兵力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防御者显然还处于有利地位，能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来打击敌人军队的一部分。
在战略范围，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涉及到战区的背后和侧面，所以，它们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
（1）因为从战区的一端不可能射击到另一端，所以火力夹击不存在了；
（2）被迂回者对于失去退路的恐惧小得多了，因为在战略范围内，空间不如在战术范围那样容易被封锁；
（3）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也就是较短的路线）的效果增大，这对抵抗多面攻击极有利；
（4）交通线十分脆弱是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说交通线一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因为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的一方，即进攻的一方才能够进行包围（即多面攻击）；防御者不能够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的军队的配置既不可能有与此相对应的纵深，也不可能那么隐蔽。当然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但既然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利益，那么，尽管进行包围是容易的，这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若不是因为包围攻击对交通线还有些影响的话，在战略范围也许根本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能导致胜利的因素了。但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开始接触，但是还保持原来的部署时，很少能起很大的作用。在战局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国土上渐渐成了防御者，这个因素才起很大的作用。这时候，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就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就能够作为进攻者来利用这个弱点了。但这种进攻的优越性总的说来不能算作是进攻本身的优越性，因为它实际上是从防御本身的较高关系中产生，有谁还不明白这一点呢！
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有利作用，自然是在防御一方。当进攻的军队发动了一次战局，他们当然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并由此受到削弱，即他们把要塞和各种仓库留在后方了。他们需要通过的作战地区越大，他们所受到的削弱就越厉害（因为要行军和派出守备部队），而防御者的军队则仍保持着同各个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要塞，不会受到任何削弱，而且离自己的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比较近。
第五个因素，即人民大众的支持，这并不是在每一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有的防御战局也许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进行的，但这一因素终究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防御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另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指民军与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比较小，人员补充与物资补给基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来源比较丰富等情况。
通过1812年的战局，使我们像通过放大镜一样清楚地看出第三个跟第四个因素中提出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渡过涅曼河的是五十万人，而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却只有十二万人，到达莫斯科的就更加少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次巨大的战局的效果很大，俄国人即使不继而进行反攻，也可以在长时期内不致遭到新的侵犯。当然，除瑞典之外在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同俄国的情况相似，可是这个因素仍然是起作用的，只不过是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对第四个与第五个因素还需要作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在真正的防御中，也就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中才能够发挥作用，当在敌国国土上进行防御，而且防御与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它们的作用就会减弱。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我们将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概像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又会对进攻产生一种新的不利。正如防御不是单纯由抵御因素构成的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于积极因素构成的，甚至一切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结束。
既然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是由于具有进攻的性质，也就是由于它们是属于进攻的而受到削弱，那就必然认为这一点是进攻中的普遍弱点。
这并不是无谓的诡辩，相反，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在这里，因此在制定一切战略进攻计划时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点，即特别注意进攻后接踵而来的防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一篇中作详细研究。
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时像真正的酵素一样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之中，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统帅能够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应该认为，防御者与进攻者一样，也拥有这些精神力量；尽管有些精神力量，如果造成敌军的混乱与恐惧，在进攻中起的作用特别显著，但是它们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出现，因而，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到重大作用。
到此，我们认为已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强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但是，还剩下一个一直没有谈到的小因素需要略提一下，这就是勇气――军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感到自己占有优势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确实是存在的，但在军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的才干或者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更强烈的感情中，它很快就会漂没。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与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中使用军队的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中常常出现，以致不知不觉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所固有的形式。可是，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想尽早地研究一下，一劳永逸地得出明确的概念，以便以后进一步考察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时可以完全撇开它们，以免常常受到它们所造成的似乎是有利或有弊的假象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看作纯粹抽象的东西，像提炼酒精似地把它们的概念抽出来，至于这些概念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则留待今后再作研究。
不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候状态的，也就是说，是处于驻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就是运动的，而且是针对着防御者这种驻止状态进行运动的。从这一点就必然得到结论：即只要进攻者一直在运动，防御者一直保持驻止状态，那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与合围。进攻者可以根据利弊得失决定是否采取向心进攻，这应该看作是进攻的普遍优点。但是，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选择自由，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有这种自由。在战术范围内，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决不会是绝对有保障的，但在战略范围，当防线从一个海岸直线地延伸到另一海岸，或者由一个中立国延伸到另一中立国时，两翼的依托点则经常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心地进攻就不可能，上述选择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但当进攻不得不向心地进行时，这种选择自由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假如俄国与法国要进攻德国，它们的军队只能形成合围态势，而不能事先集结在一起。假如我们可以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的作用而言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因为在选择这种形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而获得的利益，恐怕会被在没有选择自由的场合被迫使用这种较弱的形式而完全抵消。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与战略范围的作用。
人们认为，军队从圆周向圆心作向心运动的时候，兵力在前进中会越来越集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优点，因为双方兵力都在集中，不只对一方有利。在分割兵力发挥离心效果时也是一样。
但另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优点，是军队在向心运动时都对一个共同点发挥作用，而在离心运动时不是这样。但是向心运动能产生哪些效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不想作过于详细的分析，我们把下列几点看作是向心运动产生的有利的效果：
当军队的各部分相互接近到某种程度时，火力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至少会有所加强；
可以对敌方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方面攻击；
可以去切断敌方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行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战略范围空间广大，不容易封锁。至于对敌人的某一个部分进行多方面攻击，一般来说，被攻击的这一部分军队越小，越是接近最低限度，即越是接近单个士兵，这种攻击就会越有效，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军团完全能够同时多方面作战，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较困难，而一个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单个士兵，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作战。在战略范围有大量的军队。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可在战术范围却恰好相反。由此可见，多方攻击在战略范围不可能取得同战术范围一样的效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的问题，不过，在战略范围与之相应的却有另一个问题，即是基地受威胁的问题。当敌人在背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基地受到威胁的感觉。
由此可以肯定，军队在向心运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效果时，同时对乙产生效果，并且并不因此削弱对甲的效果；对乙产生效果的时候，又同时对甲产生效果，所以，总的效果不是对甲的效果加上对乙的效果，而是更大一些。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却全是存在的。
但是军队在离心运动时，相应地有什么优点呢？显然是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这两点。至于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怎么会成倍地增加力量，致使对方没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发起进攻，这一点已经没有必要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开始运动要比进攻者晚一些，但他总可以及时地摆脱停滞的被动状态的，只要他一开始运动，那么，比较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就比进攻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常常也能起更大的作用。而要取得成果必然是以取得胜利为前提的。在考虑切断敌人退路之前，必须先战胜敌人。简而言之，向心形式和离心形式的关系大致上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同。向心形式能导致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能比较有把握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是各有利弊，不相上下的。现在只要再说明一点，即防御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不可能向心地使用兵力的（因为防御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纯粹的防守），人们至少再没有理由认为，仅是向心运动的效果就足以使进攻对防御具有普遍的优势。同时这也可以让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摆脱这一看法所常常发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既适用于战术方面，也适用于战略方面。现在还必须指出仅同战略有关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内线的利益是随着有关空间的扩大而扩大的。在几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自然不能赢得象在数日行程乃至二十到三十普里的距离上所能赢得的那么多的时间。前一种场合空间比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后一种场合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虽然在战略范围要达到目的确实比在战术范围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可能像战胜一个营一样快，可是在战略范围需要增加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只需要增加到一次会战所持续时间那么长，至多是拖延几天进行会战不至于遭受太大牺牲的那么几天。另外，先敌行动带来的利益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别。战术范围空间较小，会战中一方的运动几乎是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的，所以处于外线的一方多半能迅速发觉敌人的运动。但是战略范围空间就比较大，一方的运动连一昼夜都瞒不过敌人的情况是极为少有的，如果只是一部分军队在运动，并且它们是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几个星期没有敌人发现也是常见的事。如果一方处于最适于利用隐蔽之利的地位，在这里隐蔽能给他多么大的好处，这是十分容易看清的。
关于发挥兵力的向心运动的效果及离心运动的效果，以及它们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就研究到这儿，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还将要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讲了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无非是一种比较强的作战形式，人们想利用这种形式取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保持现状，单纯的抵御也是和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等防御者取得显著的优势时，防御就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防御者不是自甘灭亡，他就必须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理智告诉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要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阻止敌人的另一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开始反攻，当然要依据许多其他条件来决定，这些问题将在以后阐述。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无论在什么场合，假如在军事上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象花朵一样枯萎凋谢了，那就是重大的错误。
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是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谁要是在防御时不考虑这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永远只能想通过进攻去摧毁敌人的手段和增加自己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丧失和取得并不决定于如何打结而取决于如何解结。另外，如果认为进攻总是出其不意的攻击，因而在想象中防御无非是处境困难和陷于混乱，那就是把事实全都歪曲了。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当然比没恶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守措施的秘密，他就往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是这不是战争中必然的现象，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与其说战争是随征服者一同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同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十分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可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逞，我们就必须进行战争，因此就得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时常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这正是军事艺术要求人们这么做的。
至于谁首先出现在战场上，这在多数场合并不取决于是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完全取决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因此进攻意图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而常常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既然突然进攻很有利，那么谁先做好准备，谁就能由于这个原因采取进攻的方式；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能利用防御的优点来稍微弥补一下自己准备较迟而产生的不利。
然而，能够有效地利用较早作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看作进攻的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肯定），可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必然会出现。
因此，假如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有一个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候敌人而是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要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防御和进攻比较起来，大概就不会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扮演可怜的角色，而进攻也不会像某些人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在那些人看来进攻意味着勇敢。意志力及运动，而防御却意味着软弱与瘫痪。 第六章 ｜防御的方式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与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及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中已讲过了。在这里我们认为再谈一谈主要供防御者利用因而可以看作是支持防御这个大厦的各种支柱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
一。后备军。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来出国进攻敌国了，并且不容置疑，在有些国家，譬如在普鲁士，后备军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因而它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可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地方是像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用于防御必然要比用于进攻更为合适。另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去协助作战。后备军这一组织越不具有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越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越具备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真正后备军的优点是：拥有广泛得多。生动得多。十分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后备军的实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使全体民众发挥这种协助作用，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就只能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于进攻更为恰当，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得以表现出。
二。要塞。进攻者能够利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的要塞，因此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防御者却可以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非常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发起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只能让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因而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虽然在大多数场合下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像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压根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非无足轻重。假如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国家机构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任何活动都比较容易。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大小义务，只有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才有可能，而必须动用军队使用暴力，这将令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劳累。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便民众没有像在热情地作出自我牺牲的场合那样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形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让他们贡献一切（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并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提出其中一件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讲的主要不是指出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同居民的良好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处处占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有关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并且常常会发生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予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像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据此我们可以提出：
四。民众武装或民兵是一种较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作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而是指与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种同盟国。只要看一看当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并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被理所当然地否定掉了）。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全都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种结上，一个趋向是另外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结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会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利于整体上的维持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我们认为，对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很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会自然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关于共同利益要求我们去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容易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很难发挥这种作用。在前面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但是在后一种场合，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变态，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非常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奇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也会出现这样的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可以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连制止这种改变的尝试都没有，甚至有个别国家可以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为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复存在了，而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还不够强大；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同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上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要求维持均势的倾向就是要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即以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当然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如果从本质上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因此可以断定，大多数国家都看到它们自己的生存自始至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并且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的时候，支持它的国家要比反对它的国家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但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互相关系，假如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适当的。不过，谁如果是不能超出在轶事趣闻之上（象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却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细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总的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关系，那么他的看法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难以设想的了。
如果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很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它们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已存在了一千多年，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产生这样的结果。假如整体并不是永远足以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可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而是被整体消除了。
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多多少少的公开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能明白，罗列大量这种事实来作说明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件，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常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我，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曾拔刀相助。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仿佛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消灭，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认为，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依旧坚决地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非像表面上看来那么难以理解。难道波兰真的可以看成是一个欧洲国家，可以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不能！它是一个鞑靼国，但是它不是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位于黑海之滨，即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我们这么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阐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是引起纷争的原由。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及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便波兰人的领袖也有这种愿望，是一件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况且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深，他们很难产生这种愿望。**的国家生活与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互相助长，使他们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之前，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完全肯定，即使波兰不被其它大国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如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那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容易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但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较过分的要求。
在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常常来来往往的公共大道。难道阻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利剑来维护波兰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好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证这个的国家的所谓不可侵犯性。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对于波兰的无声无息的灭亡，就像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感到惊讶。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而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我们已证明，防御者一般比进攻者更有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愈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愈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来的援助。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自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不过，就总的防御这个概念来说，它们全部都是属于防御的。 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进攻和防御是可以区别开的两个概念，现在，我们准备对两者分别进行考察。根据下面的理由，我们从研究防御开始。防御的规则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可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得以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之中找出一个起点。现在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起点。
假如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同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毋宁说是占领，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定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抵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为了要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显然是防御者。这里谈的不是个别具体情况，而是理论家为了确定理论的发展而假设的一般的。抽象的情况。
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进攻和防御的相互起作用的起点，那应是在防御上。
假如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一定有确定行动的依据，而且这些依据必然决定着战斗手段的部署。相反地，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依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即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者携带战斗手段是出于一种极一般的假定，即他或许要使用战斗手段，也就是他不是用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用军队来占领别国的土地，这在实际上也还不能够说是积极的军事行动。可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并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观念的行动。
第二个问题是：在不存在进攻这个概念之前，什么可能是在理论上最先确定防御行动的根据？目标显然是在于占领的前进，这种前进应该说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是军事行动的最初规则却是以它为依据的。防御要阻止这种占领国土的前进，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考虑问题，因此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法。这些方法一经过确定，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用的手段，于是又出现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连续不断地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以后的一切考察更为透彻和更有根据，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进行这种分析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也不是为了未来的统帅，而是为了一群理论家还过分轻率地对待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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