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41、平安无事（2）

而余文仪，在四月里的请辞不允后，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终究因年岁已大，再者冬日寒冷所致，真是病倒了。

        余文仪再度以老疾乞休。情词恳切，皇帝亦被打动，著照所请。

        尽管终究放了余文仪归去，可是皇帝还是下旨嘉奖，准以原品致仕之外，更是加恩，赏给太子少傅衔。

        余文仪终于归去，不用每日里在刑部朝房别别扭扭地相处，英廉倒也松下一口气来，更觉这一件事儿算是全都过去了。

        他自与和珅一同，继续经营他们与惇妃的关系，借着惇妃的口，总叫和珅的福晋冯氏时常带着小天爵入宫请安就是。

        .

        待得余文仪离京回乡之后，英廉便也与和珅将已经给余文仪的儿子余延良罗织好的一个罪名的证据，全都销毁了去。

        不是良心发现，只是派不上用场了。

        要说他们给余延良罗织的这个罪名，那也是相当的恶毒——去年曾经发生一件大事儿，一个名叫严譄的山西人，竟然投书给四阿哥永珹以及大学士舒赫德，想要请这二位转呈他的意愿，奏请皇上再立中宫！

        舒赫德接到呈件细读，立即拘禁严譄，并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获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启》。

        更要命的是，这位严譄，他只议论请立中宫还算好，可是他竟然论及了那拉氏，甚至有为那拉氏再续美名的意图去！

        终究那拉氏的事在民间是一个谜团，民间只是知道堂堂皇后莫名地死了，死后只以皇贵妃的名分入葬，实际上棺木的级别只是贵人的……

        此事难免引起民间的揣测，可是揣测终归只是揣测，猜来猜去就把那拉氏猜测成是烈女了，那满人习俗里最忌讳的薅头发，也成了汉人意识里的“削发为尼”去了。

        这位严譄在奏折上说皇上当年是年过五旬，那拉氏是为了保护皇上的龙体而躲避皇上的宠爱，才有意挺触剪发的。他在奏折中用“贤美节烈”、“挺触轻生”这样的词来形容那拉氏，请求乾隆帝补颁诏旨表彰故后，同时议立新后……

        舒赫德一看，头都大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此事更是严譄跑到他家来，私自投给他的，他要是不上报，将来总难以自辩。故此舒赫德立即将此事上奏给了皇帝去。

        由于所议之事涉及宫闱，皇帝对案件非常重视。办案人员对严譄严刑逼供，拘讯严譄在京所结识人员和老家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律定拟严譄“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皇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已属开恩。

        这严譄的事，到后来被证明是一场闹剧，是严譄在家遭不幸，妻儿死去，自己又患病，想借此“一则可以得名声，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

        军机处档案记录下了此人此事的审讯经过，以及严譄本人的自白：

        “诘问：你议立正宫一节内‘贤美节烈’、‘挺触轻生’等语并不是可以编造得来的，况据你供要说得好些才可补行颁诏，那‘挺触轻生’并非好话，你如何这样编写，可见得必定有人告诉你的，若再不实供又要动刑了。”

        “严譄供：‘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刚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

        “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来年，我哪里记得是谁说的呢？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我随即因病回家，三十六七年间我妻室子女都死了，气运颠倒，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那年进京后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颁诏，就可以留名不朽。”

        “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这实在是我想了多少日子才定了主意这样编写的。我三十七年进京时在路上还做过两幅对子，一副是’忠孝节义果能行，虽然贫贱，理宜起敬；奸淫邪盗若有犯，即使富贵，法难宽容’，又一副是‘臣道维艰，利禄条条，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纲不易，将相济济，那能个个别贤愚’，总是我糊涂好名的想头。”

        “至所说‘贤美’二字就是《诗经》上后妃美而有德之意，‘宠幸’二字就作和好讲，‘轻生’二字即是身故，‘挺触轻生’就是说皇后节烈之处，并没有别的意思，是实。”

        “又供：我要投递折子缘故，一则可以得名声，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案件发生后，皇帝自是大怒，命大学士舒赫德、协办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与三司九卿会审，严譄的同乡与家人均被牵涉其中。

        此事英廉就是主审官员，他对此事知之甚详。

        此案到最后因成了一出闹剧，便也不了了之，舒赫德和英廉等人也都不愿再多牵连，这便早早结案，以严譄一人死罪来尘埃落定。

        可是此事在英廉这里，在余文仪忽然奉旨进内廷来请脉的事儿上，便派上了用场去——因为那严譄就是山西人啊，而余文仪的五子余延良，在发生这件事之时，正在山西司任职啊~~

        一旦将余延良与此案瓜葛上，或者说他职司不严，以皇上对严譄之案的憎恶程度，那余延良可就很有一壶喝的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皇上对严譄之案查办那么严，却对后宫两件假胎之事竟然就这么简单地过去了，那英廉自己倒也乐得就将这桩已经给余延良罗织好的罪名给销毁了去。

        终究，但凡为那拉氏喊冤的案子里，就没个得好下场的。他自己也是能避开这样的事儿，就避得远远的吧。

        倒是和珅从这一案中又看出了些有趣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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