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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徐家庄


太阳升到了半空,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然而这暖意却还不足以融化地上的冰雪,冰上加水,路更加湿滑。

        徐平和徐昌等几个庄里的重要人物站在庄门口,看着远处慢慢驶过来的一辆牛车,都是满脸期待待。

        这是县主簿郭咨帮着庄里介绍来的第一批会种水稻的南方人,有了这些人,庄里整好的田地转过年来就可以种水稻了。

        这个时代,南方的普通人到北方来的极少,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商贾或是游宦的士大夫,找个会种水稻的还真不容易。这是因为此时北方经济不发达,相比南方来说物产也不丰富,当然最重要的是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原因,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的地方只有两浙、江南和西川,两广和荆湖都还没开发,很多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开发成熟的地方又都富庶,人民不愿离乡。

        牛车到了跟前,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有十二三岁,一个只有三四岁。再然后是一对年轻夫妻,都是二十多岁。

        徐平迎上前来,自我介绍:“在下徐平,是这处田庄的小主人。几位旅途劳顿,庄里已经备下了薄酒,为诸位洗尘。”

        先下来的中年男人上来行个礼:“小的宋老栓,原是兴国军人氏,因是年轻时家乡遭了灾,流落到荆湖一带讨生活。前两年朝廷招人在唐州垦田,我便去那里应募。那里营田务废了,便流落到开封府来。”

        指着身边的妇人和孩子道:“这是我的浑家,那两个是犬子,大的十三岁了,取名叫大树,小的只有三岁,叫小树。”

        徐平忙道欢迎。

        后下来的年轻夫妇上来,道:“小的田四海,两浙路常州人,世代务农。到了我这一代,家里田不够种了,我也想四处看看,随了一个官人来到京城。三年前那个官人一病不起,我没了倚靠,便流落在京城。这一个是我浑家,原是那个官人家的女使,官人没了之后,我们便过在一起。”

        徐平照旧欢迎,对两人道:“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与其他庄客住在一起多有不便,庄里新起了几座宅院,专门安顿你们这些人。这一位是庄上的管庄徐昌,让他带你们去看看,若还满意,诸位便先安顿下来。”

        两人向徐昌见个礼,随着他去看住处。他们的行礼,自然有其他庄客给他们搬过去。

        看着徐昌带着人绕到庄后去,徐平也带着其他人回了庄院里面,等着给他们接风。

        这便是一个村子兴起的过程。最开始大户贪图朝廷的优惠政策,花钱作本来开垦荒地,招的都是无牵无挂工期可长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讲究,都是在一起马马虎虎住下来。庄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长久打算,招一些长期的雇工,帮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与明清时期士绅大户大量包庇不相关的人免税从中获取利益不同,宋朝时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现象在农村都不多见。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扎着小辫冒称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刚刚会跑就赶紧分出去另过,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常代。因为赋税差役都是按照户等来的,分得细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级,从而少点负担。这也是宋朝每户的平均人数比历朝历代都少,让人觉得诡异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用阶级社会生搬硬套中国的古典社会造成的错乱,非要把士大夫阶层说成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什么家庭?他们本就大多出身于仕宦之家,当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们就自觉得认为自己是地主。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务员的最大来源是公务员家庭,但非要说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阶级一样可笑。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本就是超脱于地主农民商人之外的阶级,对其他三者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是自认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时候做事很没节操,比如不抑兼并,甚至有时候还会鼓励兼并,不是为了多么高尚的目的,经常只是为了多收税罢了。不只是乡村如此,其他工业商业,宋朝政府经常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宋朝是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诡异的是同时也是政府最缺钱的时代,赚得永远没有花得多。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提,社会治理成本就是那么多,出面花钱的不是官府就是转稼到民间去了,宋朝士大夫不过是觉得要把整个社会管起来,所以钱永远都不够。钱不够花,整个统治阶层就会显得贪婪,只要是你想到法子赚大钱,就会被官府盯上,要把钱从你口袋掏到官库里。

        徐平的庄子刚在起步阶段,他现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这个时代的脉脉温情,钱粮赋税一免就是几年,庄上缺人官府帮你雇,没本钱还能从官府借,如果他愿意,还能从县里要面大锦旗回来挂着。

        只是随着对这个时代了解得越多,对周围情况的熟悉,徐平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到后年庄上赋税就不免了,他这个庄子就像朝廷养的猪,那个时候就该开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当成猪宰,自己就要成为士大夫。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徐平也只能叹息。不管什么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挤进统治阶层里去,好在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科举的大口子。

        打光摇曳,宋老栓被灌了几杯酒,微眯着眼陶然起来。

        一群庄客把他和田四海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着这两个走南闯北的人物,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问:“宋阿叔,你为什么不留在唐州,那里的营田务怎么说罢就罢了?朝廷花了许多银钱精力,总还要开起来。”

        宋老栓叹口气道:“怎么开?招射田地的时候,说的是给耕牛,免几年钱粮免几年赋税,结果第二年差役就来了!大家都是没根基的,哪里应付得了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听了,心有戚戚焉。这是地方官太心急,没等猪肥就开宰了,弄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又有一个问田四海:“田家哥哥,都听人说江南便如天堂一般,是不是真的?你也在开封府呆了好久年,你说一说到底哪里好?”

        田四海道:“若说京城,那是天下的精华所在,满世界哪还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但若说这乡下地方,这里就比不上江南了。”

        就有人问:“哪里比不上?”

        田四海道:“我们那里,都是一年种两季粮食,一季稻一季麦。”

        那个庄客就问:“我们这里地多,多种上一亩也不比你们那里差啊!”

        田四海摇摇头:“如何比得?同样是一亩地,我们得两季粮食,官府的钱粮却只收一季,就是租主家的地,主家也只收一季稻的租,那一季麦却是我们自己落下。这算起来,租税可比你们这里低得太多!”

        徐平听到这话,心中一动。常常听身边的人羡慕江南,但依他的知识,如果只靠农业,江南又能富到哪里去?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这个规矩,种两季粮食租税却只收一季,这可就强得太多了。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的庄子也遇到这种困境,不知可不可以借鉴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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