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补丁

“想让田庄员外善待庄客，必须有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范待制说得对，如果朝廷对事情听之任之，主家必然会让庄客作牛作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征之史册，从魏晋到隋唐，庄园里的部曲奴婢生不如死，人命不如牛马。我虽愚昧，这些事情还是知道的。但到本朝，严禁私奴婢，无论主户客户，都一样是朝廷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不是为了征赋税，而是让他们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主家手里，不再是如牛马一样的财物，而真真切切地是人，是朝廷可以使用的人力。”

        士大夫的基本功就是读史，汲取古代的智慧，验之当世。徐平说的这些，范仲淹当然是烂熟于胸，不然他也不会对徐平做的事情有如此多的疑虑。

        “范待制，现在两京周围，旷野千里，几十年来，朝廷花了无数心力，依然无法改观。两汉时候，这里的人口是现在的二十倍之多，就是隋朝，人口也是现在十倍。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怎么就养不了那么多人了呢？原因当然是很多，如果一条一条列出来，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但有一点最根本，中原土地平旷，虽说是沃土，但与江淮相比却贫瘠得多。中间黄河又水患不断，几乎年年成灾。都说小农耕田，三年应当存下一年的粮，但现在的中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可是不多。隋唐开漕运，自然是为了供应京城而不得不为，但也让中原粮价直接与江淮拉平。江淮的土地都还开垦不尽，中原这里的地怎么开垦出来都是赔钱，是也不是？中原是三京所在，天下根本，这样下去终归是朝廷隐患。”

        这种宏观的经济分析就不是范仲淹擅长的了，听了徐平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漕运对中原的农业有巨大的抑制作用，当然是没有错，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各地的种地成本不同，有多少是因为官府强行平抑粮价，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了。不过中原一带的恢复，确实是京城迁走漕运改道之后的事。

        “中原耕种田土不容易，如果换在其他地方倒也罢了，无非粮价高一些。但三京是朝廷根本所在，粮价高不起来。周围的百姓，很多宁可进京城里面做闲汉，都不愿意耕种土地。这是大势，可不是靠奖励农耕就能解决的。大农庄与小农相比，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好的农具，修水利改良土地。他们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财富，也比小农更能对抗不断的天灾，就能把周围的土地开垦起来。到农庄里做庄客，怎么也比在京城里做游手好闲的闲汉好，这些闲汉不知惹出了多少事情！”

        范仲淹缓缓地道：“兴建农庄的好处徐待制已经说得清楚了，我也听清楚了，那各种弊端呢？如何防止前朝虐待奴婢的事情重演。”

        “这些弊端是大农庄与生俱来的，无论如何也无法防止。”说到这里，徐平抬手止住要开反驳的范仲淹。“但天下间的事情，哪里有十全十美没有弊端的呢？就如范待制要让小农安居乐业，又何偿没有难以开垦荒地的弊端。朝廷要做的，只有扬长避短，用朝廷的力量把这些弊端的影响减小到最小。如凡是农庄庄客，都必须有官府认证的契约，时限还不能太长，庄客不满意了能够另换别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朝廷自己也要参与进去开农庄，给庄客的待遇立个标杆，在别家干得不满意了，庄客可以到官府开的农庄来。”

        说到这里，徐平笑了笑：“如此做，范待制不要说三司与民争利就好。”

        “我没有那样食古不化。不过，徐待制有把握把这些事情做好？”

        “不做又怎么知道能不能做好呢？事情只要利弊分析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就认真踏实地去做事了。事事瞻前顾后，停在这里，总不是办法。”

        范仲淹看着眼前浩瀚的金明池，想了一会，点头道：“既然徐待制已经把事情都想的清楚，想来是有几分把握。这样吧，过两天我上个奏章，提请此事诸司集议，如何？”

        “好，如此最好，话说在前面，总好过到时七嘴八舌。”

        徐平知道范仲淹的意思是相关几个衙门聚在一起，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防范的措施全都一一讲明白。这也不是坏事，徐平并不反对。再者说了，范仲淹只是判国子监，又不是宰执，他的奏章上去有没有人理还是个问题呢。

        大的政策变更自然是会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哪怕是同样的处境，对有的人来说是机会，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人生绝路，并没有一定之规。

        人生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算好，社会也一样是这样，执政者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其他的便只好因势利导。让好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让弊端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三司总揽天下钱粮，不管商业农业，手中握有一些实业都是必要的。不仅仅是其利润可以补充国库，而且还可以引领行业的技术进步，甚至调节受雇佣人的待遇。这就是一个缓冲器，可以减少原先的农业社会受到的冲击，缓和社会的矛盾。当然，如果三司办的农场里庄客的待遇还不如其他人家，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管理的官员要砍头了。

        本来朝廷握有这些实业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容易明确追责，管理的官员有配合朝廷政策的义务，做不到就要受惩罚。而不像对私人农庄，不管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损坏了他们的利益便掰扯不清楚。

        徐平仔细想想，这么多年，除了邕州的蔗糖务，鼓励开大型农庄是自己提出来对这个社会的阶层变动影响最大的政策。邕州地处偏远，再怎么折腾也没有人关心，现在回到京城就不行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有无数的人盯着。

        （晚上还有一章，不过今天状态不好，头一直昏昏的，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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