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湘江评论》

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0］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1］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2］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见lijui，pp郾109~110.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45页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15］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16］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7］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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