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里半点秘密也遮不住。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里一样。家家户户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都在大门。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逐个儿分析。从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被挨家挨户地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取得

        “牛皮大王”的美名。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的旧宅中，这些房屋，只成了世道人心还朴实的旧时的遗物。因为今天法兰西淳朴的民风已经衰微，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走去，连最不足

        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让你不得不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格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若不跟你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很有声望，只有在当地住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才能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他被当地人称做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很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

        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四十左右，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格朗台用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钱，凑成一笔价值两千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低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与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虽然格朗台得了大便宜，却是合法的。革命思想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多少，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实际上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成了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与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计划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送给了他，算是付给他的酒钱。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格朗台成了无职权的白丁先生。共和党不被皇帝喜欢，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被撤销了，职务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百姓得到了实惠，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非常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凭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在这一带享有盛誉，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

        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一八○六年格朗台被免职，当时格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刚十来岁。大概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三笔遗产被他接连继承：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拼命攒钱，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成消遣。拉倍特里埃用挥霍来形容放债，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计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共有七十公顷的葡萄园，碰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

        八百桶好酒。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保存也更方便。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棵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知道大体的数目只有两个人：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与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未向外人说过什么，但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以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加相信这事决非虚传。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难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习惯难以界定，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同样癖好的人很容易辨别出来。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来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是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象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上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把酒卖光了。所以格朗台先生取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二十四万法郎的收入。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就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随即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静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会让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

        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要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谈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称得上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

        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捧：“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要是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收成，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遇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

        “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总数。”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若是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是人们说话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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