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章 粗浅的比喻

　　如果这些美国书籍能对南开物理系的建设起到正面效果，李康平白送南开大学几千美金的书籍也没问题。

　　然而，中国物理教育之现状，真的只是运几箱子外文书籍回国就能彻底改善吗？

　　其实，早就有人在中国推广美国的教育体系了。比如说清华学校，该校的自然科学教材全都用的是美国教材。还有那些教会学校，诸如燕京大学，亦是如此。

　　南开大学没有教会背景，也得不到庚款基金会的赞助，这所大学的历史较短，正因为是新的大学，所以张伯苓校长、饶毓泰主任可以尝试新的教育方式。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帮南开大学买书。”

　　毓泰兄对美国也是很熟悉的，他所列书籍名称均为英文，包括两种版本的《力学》、三种版本的《电磁学》、多种版本的《原子物理》……这些是美国的本科物理教材。

　　美国的大学各自为战，就说《原子物理》这门课程，哥伦比亚学院用的是K.L.拉德洛夫编写的教材，哈佛大学用的是M.J.马西斯编写的教材，加州理工用的是罗伯特·密立根编写的教材。这三种版本的《原子物理》遵守共同的基础原理，具体细节上有所差异。

　　除哥伦比亚学院、哈佛大学、加州理工之外，美国其他的大学基本上也是用的这三版《原子物理》。

　　李康平在1920年注册了原子物理课程，他用的是K.L.拉德洛夫版本的原子物理教材，并且在这门课程上获得A+。

　　李康平觉得拉德洛夫版本的原子物理教材中规中矩，没啥亮点，也没啥缺点。

　　可以看出，毓泰兄此时是有点迷茫的，他有可能也不知道哪种版本的《原子物理》更适合他的学生，故而全部购买，买回去了再作判断。

　　毓泰兄所列书籍清单的第二部分是学术文献，属于学术研究领域的书籍。毓泰兄自己需要充电，或许也是为了将来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

　　李康平把购书清单交给一位职员，他令职员按图索骥，买了书之后发往天津。

　　在李康平的记忆中，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迎来了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蓬勃建设、顺利运营，中国物理迅速发展，领军人物是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大师，这些大师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师生齐心协力，中国本土物理显露出一丝曙光。

　　可惜的是，中国物理初见曙光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

　　幸运的是，日军炸了我们的校园和研究所，毁了我们的设备和资料，但我们的科学人才在西南延续火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将火种转化为国之重器和新中国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

　　教书之目的是育人。

　　有了人才，一切就好办了。

　　顺着这个逻辑逆推，育人那得有书啊。

　　李康平、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这代中国物理学家，他们大学是在国外念的，他们学的是洋教材，在洋人建立的体系下读书学习、科研攻关。

　　并非每个中国学生皆有机会赴海外求学，所以中国得有一套本土化的教育体系。

　　李康平能力有限，他只能在物理方面，最多兼顾数学，在物理、数学领域为中国本土的教育、科研做点贡献。

　　继续读信，李康平见到了C.G.达尔文的回函。

　　“K.P.李阁下……”

　　C.G.达尔文挺客气的，他使用了“阁下”这个尊称。

　　“K.P.李阁下：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现在，谈到你关于物理学的那些观点，我们在此期间也考虑了其中和我们的工作相关的几点。我们同意你的见解，即只有对于和周期相比是足够长的碰撞时间，才能预期由碰撞造成的确切量子化。但是关于在其他情况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关于我们遇到的是能量守恒定律的失效呢，还是存在什么别的出路，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明确。你忠实的查尔斯·加尔登·达尔文，伦敦，1922年12月25日。”

　　看来C.G.达尔文是位工作狂，他在圣诞节当天写了这封信。

　　C.G.达尔文在信中频繁使用“我们”，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康平回信写道：“C.G.达尔文阁下：很高兴收到你的回复函。打一个粗浅的比喻，我可以说，当A先生和B先生有银钱往来时，他们之间的账目必然一清二白。然而，当所涉及的是拥有许多个分理处的巨大银行企业时，必须平衡的就是总的结算，而各个分理处之间就可以有非常复杂的账目关系了。”

　　“我提到这种非专业性的比喻，为的是让你知道，当人们像在α射线吸收工作中那样令能量原理在两个原子性的结构之间，即在原子和α射线之间的能量交换中具有统计适用性时，我们的计算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当然了，在其他的方面，我认为你的看法的魅力是可取的。你忠实的K.P.李，纽约，1923年1月15日。”

　　为了帮助C.G.达尔文理解能量守恒统计，李康平作了一种财务机关方面的非专业性粗浅比喻。

　　多一个朋友当然好过多一个敌人。

　　但愿C.G.达尔文能够理解这个比喻所隐含的物理学原理，并像他爷爷一样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人的束缚及神的束缚，以先进的学术态度加入这场物理学世界战争。

　　处理完了总裁业务，李康平回到晨边街公寓，开始起草《原子物理学》。

　　李康平写的是中文手稿，他希望《原子物理学》能在中国出版，并成为中国大学的物理教材。

　　上一世第一部中文版大学物理教材是萨本栋先生编写的《普通物理学》，有上下两册，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少中国物理学家有留美经历，他们精通英文，且能在国内搞到美国的教材，他们将美国教材翻译为中文版不就完事了吗，为啥一直到了1933年才出版首部中文版大学物理教材？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可以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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