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5章 道与术

第635章  道与术

        北方皖系大搞选举之际，吴佩孚在湖南可没闲着，拿着军饷不打仗，一直扩充军队增长实力，然后突然联合江苏督军李纯发了个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电报。

        刚开始李纯等人没敢发声，吴佩孚一看，直接掏出银子来了个通电全国的大动作，内容全是关于呼吁和谈，痛斥分裂腐败。而且公开表示自己将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以廉洁、正直、爱国、不慕权势四大自律来要求自己。

        这是吴佩孚人生高光的开始。

        一时之间各大媒体纷纷称赞吴佩孚不再是个“北洋军人”，而是一个“国家军人”。

        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教育界、学生界也纷纷叫好。台面上的这些北洋旧军阀过分倚重外国势力，突然出现一个有爱国心的军阀，简直太稀罕了。

        此时的军阀还比较看重民意，段祺瑞知道自己已经指挥不动直系军队，更不可能因为吴佩孚的一封爱国电报拿他怎么样，只能听任吴佩孚疯狂刷声望。

        就这样，南北双方打了两年的战争不了了之。

        依旧是打了个寂寞。

        ——

        什刹海，会贤堂饭庄。

        蔡元培和几位北大教授与李谕一起吃饭。

        李谕笑道：“蔡校长选了一家好饭馆，上次来已是多年前。”

        蔡元培说：“会贤堂是京城八大堂之首，做得一手好鲁菜。就是饭店老板太任性，必须提前订桌，否则压根不生火。附近的人都传，会贤堂的买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会贤堂过往接待的全是王公贵族，民国后才慢慢面向普通大众。

        几人坐下后，几个店员先给每个人端上了特制的“什锦冰碗儿”，是用现采的藕、新鲜莲子、刚摘的菱角、芡实，切碎拌在一起，然后用碎冰镇上；吃的时候可以继续撒上白糖，加点去皮的鲜核桃仁、鲜杏仁、鲜榛子。

        这是会贤堂的一道招牌菜，如此复杂八成缘于前清制作皇室点心的习惯。

        品尝了几口后，蔡元培说：“听说是疏才给玉帅发了电报，才让他选择了和平？”

        李谕微微一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去年美国突然对德宣战时，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曾很不理解地问美国大使，你们为何要向德国宣战？美国大使的回答是，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和原则而战。”

        胡适说：“我明白了，您是说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李谕点了点头。

        蔡元培说：“但疏才兄弟确实找对了人，如果是其他军阀可就不好说了。”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声音，接着一行人步入饭庄，胡适透过窗户缝看过去，“长袍马褂的，来头不小。”

        蔡元培侧头看了一眼，立刻认出在前的一人：“徐大总统。”

        皖系的段祺瑞与直系的冯国璋都不愿再当大总统，于是推出了老好人徐世昌。

        徐世昌德高望重，稳稳当选了民国法统上的第二任，实际上的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位就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

        李谕又认出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小朝廷的内务府大臣世续，此前在紫禁城里见到过；另一个是前清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

        其他几个同样是逊清皇室王公。

        “载涛？宣统的叔叔？”胡适冷哼道，“这位徐大总统果然与小朝廷眉来眼去。”

        蔡元培说：“坊间传闻，几个月前徐大总统从小朝廷的内务府拿走了价值超过200万两的财物，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这次或许是皇室王宫专门宴请徐大总统。”

        李谕说：“徐大总统是前朝旧臣，早在袁世凯时期就对前清表达过多次同情之意，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遗老遗少估计非常欢迎他当大总统。”

        蔡元培压低声音：“听！”

        屋外几人正好路过他们的房间门口。

        内务府大臣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

        徐世昌说：“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复辟。张勋在丁巳年又过于鲁莽，不得人心……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

        世续听后大喜：“感谢大总统！”

        几人步入了另一间屋子。

        胡适戏谑道：“难怪今天的什锦冰碗儿比上次来时精致许多，闹了半天是他们几位要来。”

        钱玄同则不屑地说：“小朝廷只能依赖外部势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个尚且略有利用价值的玩物，榨取完再随意丢弃。”

        徐世昌支持皇室王公毓朗当上了民国议员，让载涛出任民国将军，算是他对清朝的尊重和补偿，肯定有个人情感因素，在徐世昌看来，虽然清朝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在一些遗老遗少内心中，清廷还有一定号召力。

        而遗老遗少对民国一直有潜在的敌意，民国则对前清各种不屑。这属于民国众多社会矛盾中的一种，徐世昌想顺便缓解一下。

        至于他说的“为幼主摄政”，在旁人听来就是玩笑话，但逊清王室当做了救命稻草。

        自徐世昌上台起，紫禁城里重新热闹了起来，不少人又开始花钱找小朝廷要谥法、门联，而且价钱有渐长的势头，遗老们趋之若鹜。

        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就很尴尬了。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没多久，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重归平静。

        <div  class="contentadv">        胡适很不爽：“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这方面，正好吴佩孚不打了，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转入南北和谈；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

        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

        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晴雨表”：保守时，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激进时，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

        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并举行郊天祀礼，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

        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他说：“民国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缓慢，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学等西方之文明！还在这畅谈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

        胡适语气激昂地说：“孔子依旧是权威，只有权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洋人的权威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

        钱玄同大加称赞：“说得好！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

        胡适点头说：“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他们两个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了。

        “砸个稀巴烂也不至于，都砸烂了，我们的根不就没了着落，”蔡元培稍稍压了压两人的劲头，然后对李谕说，“疏才是现在的科学领袖，你对此如何看待？”

        李谕知道势头不可阻挡，也没必要阻挡，矫枉有时候稍微过正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说：“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这一点毫毋庸置疑。”

        胡适高兴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会支持我们。”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谕笑道，“不过最好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必要否定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有人研究整理国故，也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其中说不定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两位说对不对？”

        钱玄同相比胡适更加激进，说道：“白话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国故都是文言文，当然要打倒。”

        好在他现在还没想废除汉字。

        李谕说：“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过断层，靠的正是那些国故，要是全废掉，说不定就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是应该引进，但我希望两位能晓得，如果只提倡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必要的消化，未能来得及符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消化不良。”

        胡适说：“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国故？”

        李谕说：“我虽然不懂经典古籍，但一直认为它们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这种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统治思想，而是真正对国学的研究，那时候，国故就不是国故，而是国学。”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对当下来说，如此观点没毛病。

        这同样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说：“如果文理分得过于清晰，文科生将因为与理科隔绝之故，视自然科学为无用，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会因为与文科隔绝之故，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蔡元培的看法相当深刻、富于远见。

        李谕说：“几十年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中学’侧重于世界观、修身、做人，可以称之为‘道’；西学的用，注重的就是‘术’，具体就是各种科技和政法上的创新。二者都很重要，一个人也应该同时具备。”

        “院士先生所言极是，”蔡元培说，“其中过程我深有感触，

        “中国羡慕外人，第一次是见到他们的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咱们的好。

        “以后又见外国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还是怀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派出留洋学生，积年累月，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学生中，专门为了回国后占据高位谋金钱的很多。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胡适问：“深的理由是什么？”

        蔡元培看向李谕：“疏才，你来说。”

        李谕说：“中国固然要有留过洋的工程师、医生、法官、律师，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工程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只知道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终属有限。

        “学习西方，应该不仅学习西方的‘术’，还应学习西方的‘道’，也就是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

        胡适听明白了：“文艺复兴……复兴！”

        李谕吃了口什锦冰碗儿：“所以西方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道’，我们要是放弃了，恐怕会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计划中一半的学科会被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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