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1章 西北起义以前的形势
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意味着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混乱大动荡。
虽说这次革命是以破坏与颠覆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在短期里必定会引发极其剧烈的动荡与混乱，却革命不是原罪，只是因为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濒临死亡的封建体制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生力量就必然会使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它，从而把国家导入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因而，带给中国社会大混乱大动荡的源头，不是革命，而是武昌首义爆发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袁世凯，为了稳固大清王室统治地位的所谓大清王朝的忠臣良将，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等几股势力明里暗里角力的结果，使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无法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理想，不得不屈服于各方的压力，而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拱手交给了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袁世凯。
袁世凯从头到尾都不是革命者，而是充满权力欲望的大野心家。他依靠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队以及以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左手威逼利诱革命党人，右手打压大清王朝，在获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以后，不可能按照革命党人的理想重建被颠覆的社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隐隐然露出了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端倪，以指使他人暗杀北上京城、准备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为开端，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镇压了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解散了国会，通过新的立法，赋予了袁世凯几近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力，并进而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签署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激烈反对，悍然抛弃了民主共和体制，于1916年1月1日正式改元称帝，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然而，在护国军的猛烈打击以及国民的一片反对声浪中，他无可奈何地从仅仅坐了八十三天的龙椅上走了下来，不久就因病一命呜呼。
随即，袁世凯赖以起家的北洋军队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他们一家以英美为靠山，一家获得了日本人的支持，为了巩固并进而扩张自己的权势，不断地明争暗斗，乃至于刀枪相向。更有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大小小军阀，同样费尽心机，攀上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仰仗他们的扶持，为了抢占地盘、扩充实力，不断地大打出手。一时间，国家战乱四起，百姓民不聊生。
国家如此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发源地之陕西省的局势就更加混乱不堪了。
陕西地处中国大西北，除了关中、渭北平原以外，其他地方不是崇山峻岭，就是黄土高原。南部与湖北、河南接壤，到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东部与山西隔河（黄河）相望，也是一片贫瘠之地；西部与甘肃相邻，西北部与北部跟宁夏相接，境内更是一片黄土高原，交通闭塞。长期受到自然环境的浸润，陕西民风淳朴而又强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李自成甚至率领农民起义军一路打进了北京城，逼迫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并在明朝的废墟上建立了大顺王朝。
斗转星移，国家进入到了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陕西虽说地处偏远的大西北，一样不能幸免于跟随国家动荡不定的脉博而跳动。手头拥有一些武装的大大小小军阀们，今天你联合我，明天我联合你，为实行武力与土地的兼并经常发生战争。为了确保个人及其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失，甚至能够趁浑水摸鱼，获取更大的利益，地主豪强们更是依托民团武装，翻来覆去地投靠那些军阀势力，对内保护个人及其集团的财产，对外抵御其他民团的攻击，甚至攻击其他的民团，也在军阀们大打出手的时候，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工具，帮助他们依靠的军阀实施对其他军阀的战争。深受军阀与民团武装百般盘剥的普通民众，一天天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为了生存，一些彪悍的百姓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不得不振臂一挥，拉出一支支队伍，走入山林，当起了土匪。这一时期，军阀、民团、土匪三种武装遍及整个三秦大地。
中国的形势浑浊不堪，国际局势一样非常混乱。从1914年起，欧洲便爆发了一场由十数个国家卷入其中的世界性大战，其烽火一直延烧到了1918年的冬天。这场发生在距离华夏神州万里之外的战争本来与中国毫无关系，却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段祺瑞为了从日本得到借款以扩充自己的军力，于1917年公开对德宣战。虽说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去过欧洲战场，却北洋政府派遣了数十万劳工前去帮助欧洲军队运输弹药、修筑工事以及运输线路，称得上真正地参与了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协约国取得胜利而告终，中国理所当然地名列战胜国的行列，跟其他各大战胜国一道在巴黎集会，讨论如何瓜分战争胜利带来的红利。然而，中国虽说有数十万劳工走上了欧洲战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承认。中国代表提出的七点正当要求没有得到其他战胜国的回应，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甚至暗中操纵和会议程，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划分给日本，并强迫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等于是将具有战胜国名义的中国推向了战败国的地位，中国难道要再一次咽下不败而败的苦果吗？
不会的！因为自1915年9月15日起，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1）（引自《中史》 蒋世琳、冯金武主编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第5、6页。）猛烈地抨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向中国文化界吹拂了一缕新风，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深入思索国家的未来与命运；紧接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更加引起了谋求拯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风潮正在兴起。
因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就决不会坐视不管；可是，北洋政府竟然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电令和谈代表在和约上签字。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了迫使北洋政府不再出卖国家利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这场首先由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促使工人阶级迅速觉醒，站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背后，声援这场运动，使得这场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迫使中国政府第一次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间接后果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最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陈炯明率领驻扎在漳州的由中国国民党人控制的唯一一支部队进军广州，赶走了桂系军阀，迎接孙中山进入广州，建立了南方革命政府，拉开了直接跟北洋政府对抗的架势。
这时候，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受列宁赋予的秘密使命，跟孙中山进行过多次交谈，把相关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总部以及苏维埃政权领袖列宁。
鉴于俄国红色政权外部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现实威胁，内部受到高尔察克以及各路叛军与白匪的攻击，列宁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其他各位领袖亟需谋求摆脱困境，打开跟其他国家实施正常外交的大门，并且保护好苏俄的门户，便把目光投入到同样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苦的东方大国——中国。这些苏维埃运动的领袖们一方面跟北洋政府展开外交活动，希望能够跟北洋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以便扶持北洋政府，让北洋政府为苏俄在东方筑起一道防火墙；另一方面又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组建中国共产党。可是，与北洋政府的合作迟迟没有进展，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之初，又仅仅只有八个地区（包括旅日共产党小组与旅法共产党小组）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全国共有五十多位共产党员，苏维埃俄国显然不能指望这么一点力量对其有多大帮助，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有实力可能跟北洋政府对抗的力量上。
此时，中国国民党人已经控制了广州，并且在广州建立了南方国民政府，其领袖人物孙中山又极富声望，早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初，就曾给列宁发出过贺电，列宁对孙中山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列宁就把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列入了可以合作和支持的名单。现在，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的汇报，列宁了解到，中国国民党人的纲领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在政治上有了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可能；孙中山手下又掌握了一支军队，只要得到苏俄的帮助，这支军队就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横扫北洋政府的强大力量，在苏俄的东部，建立一道抵御列强威胁的强大屏障。因而，列宁以及苏俄领袖们便正式定下决心：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当成一支可以扶持的力量，准备给予大力支持了；至于中国共产党嘛，刚刚诞生不久，力量十分弱小，就暂时给中国国民党当当苦力，等待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描绘了这一宏伟的蓝图，列宁与苏俄的领袖们就希望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了。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善于团结所有不同意见的人，极力推崇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国共合作构想；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虽说曾经认为中国革命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却主要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承担，不应该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在遭到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以后，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积极营救，他才得以出狱，从此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对共产国际的主张也欣然接受；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除少数坚持不与国民党合作之外，绝大多数持赞成的立场。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敲定了以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今后行动方向的大盘。
紧接着，国共两党就在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俄代表的协助下，紧锣密鼓地就具体合作事宜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在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中国共产党党员帮助中国国民党在所有地区建立中国国民党省党部等等具体事项。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从此进入蜜月期。两党紧密合作，依靠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消灭了叛乱的商团武装、扫平了叛军陈炯明的队伍，将广东全部置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随即，南方各路军阀纷纷改弦易辙，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阵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广州政府秣马厉兵，准备出兵北伐，一统天下。
就在南方政府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北洋政府内部再一次发生了分裂。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举行政变，进入北京以后，驱赶了贿选总统曹锟，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一面邀请段祺瑞重新回到政府机构，以便共商南北统一、重建中华民国的大事。
却孙中山抵达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时局急遽变化。段祺瑞利用冯玉祥邀请他重新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重新掌握了政权，把冯玉祥排挤出了决策圈。主导权操纵在热衷于追逐权力的段祺瑞手里，南北和谈自然搁置起来了。饶是如此，孙中山在北方仍然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大力宣传国民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北方民众心里投下了一枚又一枚震撼弹。虽说孙中山很快就因为肝癌病逝于北京，却其在北京公开展开的活动，造成的当前乃至后续影响不可小觑。
随即，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冯玉祥和他领导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在战争中失利，他无法立足，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建议，离开军队，赴苏俄参观访问。
冯玉祥抵达苏俄三个月以后，中国国民党党员于右任来到莫斯科，向他报告其部下在皖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分化拉拢与攻击之下，军心涣散，很快就会彻底瓦解，敦促他火速回到国内，重新集结部下，加入国民革命军，先解西安之围，然后东出潼关，向河南发动进攻，配合北伐大军达成消灭直系军阀的目标。
这时候，冯玉祥已经在莫斯科结识了一些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思想上倾向于革命。在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冯玉祥接触最多、最赏识的人是正在东方大学学习、担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刘伯坚。为了回国以后重振旧部，达成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冯玉祥力邀刘伯坚跟他一道回国，对其部队进行改造。
征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派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同意后，刘伯坚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给冯玉祥的顾问乌斯曼诺夫，随同冯玉祥、于右任一道回国。
他们一到五原，在冯玉祥的主持下，立刻召开了各军将领会议，决定把部队整编成国民军联军。在会上，众人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全面指挥国民军联军的行动。随即，冯玉祥召开了誓师大会，在中国西北部正式举起了革命的大旗。
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以后，立刻着手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主持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并通过刘伯坚向共产党中央北方负责人李大钊提出邀请：派遣更多的共产党员前来西北军工作，以振奋军队士气。
旋即，共产党中央陆续从全国各地派出了两百余名共产党员进入西北军。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陕西秘密展开了一些活动，并且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说起陕西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魏野畴。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1898年3月出生，陕西兴平县人。1913年春，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受在校任教的原同盟会员的影响，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当袁世凯为了称帝而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跟刘天章、杨忠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道积极投入反日反袁运动。1917年夏天，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初，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三秦大地，魏野畴和北京大学陕西籍同学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1920年冬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从北京高师毕业以后，回到陕西，在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因邀请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到校任教，向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给封闭的陕西教育界吹送了一缕新鲜空气，却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不得不于1922年夏离开该校，重返北京。正是这一次北京之行，使他正式迈进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大门。他是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年春，应陕北联合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魏野畴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一到榆林，他便付出全部身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腐朽的摧残青年的令人窒息的环境。在这里，他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经常向杨虎城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杨虎城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同共产党合作，走上逼蒋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暑假期间，因为其宣传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为了不受逮捕，他不得不离开榆林。
不过，在榆林中学任教期间，他引导一大批学生诸如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等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西北共产党人尔后在陕北组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做了人才培养方面的准备。
1924年春，魏野畴进入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任教。暑假期间，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一块，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
1925年8月，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魏野畴与李子洲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不久，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安存真的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魏野畴担任领导工作。临时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同年9月，经过精心筹划与准备，魏野畴和其他共产党人一道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由吴化之担任书记，魏野畴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自从诞生之日起，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就致力于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员，指导和帮助其它各地共产党人组建党团组织，扩大党团组织。1926年初，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安地委，由黄平万担任书记，魏野畴任宣传委员。此后，除了积极整顿党团组织以外，魏野畴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革命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4月，被陕西民众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八师之众，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
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回陕西的魏野畴得知消息，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与他们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最后，会议做出了同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的决定。
随即，根据这一决定，魏野畴和杨虎城率领国民三军三个旅的人马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共同组织军事守城。
在镇嵩军围城的日子里，魏野畴和中共陕西地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帮助杨虎城、李虎臣二将军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8月，魏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军民合力，击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卫了三原。
因而，可以说，在西北地区，魏野畴是最先把共产党员引入国民军、最先发展农民武装的人。
现在，冯玉祥誓师五原以后，既得到了苏联的大批武装弹药，又争取到了石友三、韩复渠率部重新回归国民军序列，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队伍，同时，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革命军，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时间，国民革命军人强马壮，精神抖擞，极具声威。
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后，国民军联军在冯玉祥的指挥下，兵分数路，由宁夏进入陕甘境内，向围城的镇嵩军发起了猛攻，至1月27日为止，将镇嵩军彻底赶出了西安。经过战斗，国民军联军不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人数发展到二十多万，据有陕甘宁大部分地方，为东出潼关、与北伐大军会师中原创造了条件。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
冯玉祥宣誓就职以后，立刻对部队进行了改编，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主任，为出兵河南做积极的政治动员与军事准备。条件成熟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一出潼关，所向披靡，于1927年6月3日攻下了郑州，达成了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目标。
不过，这时候的会师中原，不仅跟冯玉祥、刘伯坚离开苏联之前确立的会师目标，而且跟武汉国民政府确立的会师目标都大相径庭了。
因为在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挥舞起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脑袋。共产党人以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国民党人一致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开除了蒋介石国民党党籍，褫夺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
然而，蒋介石已经处心积虑地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就决不会因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采取的种种措施而放弃其反革命立场，反而在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以后，依仗其手里掌握的重兵集团，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军事强人，以国民党右派为核心，在南京另外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公开跟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为了跟蒋介石反革命力量相抗衡，或者说，为了积累压倒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力量，以便在东征之际，能够彻底打败支撑蒋介石统治地位的武装力量，捣毁南京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二期北伐，跟冯玉祥部会师河南，把曾经得到苏联帮助、并且仍然有几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在其队伍里从事政治工作的国民军联军拉到武汉国民政府的阵营。
北伐军付出了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打下了河南，终于跟冯玉祥会师郑州。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其他军政要员赶紧过来郑州，准备正式跟冯玉祥摊牌了。
这时候，素来迷信军事实力的蒋介石深知冯玉祥手握重兵，无论投靠哪一方，实力的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哪一方就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赢得主动，丝毫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地派遣人马拉拢冯玉祥了。
蒋介石拉拢冯玉祥的招数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管用的。他可不像武汉国民政府一样仅仅从道义上、从思想上、从其它务虚的层面上跟冯玉祥谈论联合，而是直接拿出了冯玉祥最需要的东西：金钱和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是蒋介石得到了上海滩以及中国东部最繁华地带——江浙地区各方面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以后，由那些的实力派人物无偿地给予他的。手里的钱袋子一下子充盈起来了，蒋介石自然拿得出足以让任何人动心的金钱。
武汉国民政府自己就捉襟见肘，哪里有资金和武器弹药送给冯玉祥呢？
冯玉祥虽说得到过苏联的援助，却这些援助决不能解决他亟需的各种问题。蒋介石给予他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真是雪中送炭，一下子就打中了冯玉祥的心，让冯玉祥把心里的天平倾向于蒋介石了。可是，武汉国民政府帮助他从陕西这个贫瘠的地方打出来了，让他进入了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甚至把整个河南都拱手送给了他，冯玉祥也不能对武汉国民政府太刻薄。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冯玉祥既不能对不起武汉国民政府，又不能退回蒋介石送来的一大笔现金和许诺的其它好处，便只有牺牲中国共产党人，劝说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以此促成问题得到解决。在他看来，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抑或南京国民政府，大家都是孙中山的信徒嘛，也不是主义之争，只不过是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大家能够一块向共产党人开刀，因为蒋介石在上海滩率先屠杀共产党人而引发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裂缝，就可以弥合。那么，究竟如何对待共产党呢？清党，以蒋介石为榜样，在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里面展开全面的清除共产党人的活动。共产党人曾经帮助过武汉国民政府，也帮助过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共产党人发动的农动、工人运动实在太过火，而且，共产党人也是利用参入国民革命的机会，发展他们自己。所以，展开清党活动，不需要觉得愧疚他们。
冯玉祥打定了主意，就正式作为中间人，大力撮合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流，一块分共了。
随即，冯玉祥立刻采取行动，不仅驱逐了他亲自请回的苏联军事顾问，而且把刘伯坚以及其他共产党人全部从第二集团军驱赶开去。紧接着，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提出了杀气腾腾的三原则：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2）（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五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59页）
据此，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正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通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
手里没有武装的共产党人就要遭到驱逐，冯玉祥更不会忘掉在他的队伍里还有一支掌控在共产党人手里的武装。
这支由共产党人掌控的武装，就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史可轩、许权中，中山军事学校校长是史可轩。他们领导的这两支队伍总计一千余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为了彻底解决这支共产党人手中的武装而不至伤及自身，冯玉祥使出一条毒计，命令他们开赴河南前线，以便趁机将其消灭。
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魏野畴同省委其他负责人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洞悉了冯玉祥的企图，决定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等人趁此机会，率部离开西安，经过渭北开赴陕北，同共产党人掌握的另外一支武装——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起义。
随后，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魏野畴与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以及团省委特派员冯文江去陕北巡视，留冯文江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重建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组织，留唐澍、白乐亭在清涧，在石谦旅李象九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遗憾的是，史可轩、许权中率部在途径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遭到敌人的杀害，该部未能实现去陕北的计划。不过，在许权中、高克林的率领下，该部历经艰险，还是保存下来了，参加了次年春共产党人领导的渭华起义。
魏野畴的这些安排，为以后由陕西省委领导的有军队参加的两大起义：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埋下了伏笔。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魏野畴在危急时刻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及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才有了随后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为以后西北红军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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