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北宋道教

自从民间道教逐步演变为上层的士族道教以后，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隋唐到北宋，道教便进入兴盛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道士人数大增，道教组织更为强大，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但为时不久，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这就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道教在经过南北朝与儒、释之间的大辩论之后，进一步汲取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其理论；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使对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风；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论上的大发展，为唐宋道教的一大显著特征。

        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隋书律历志》又称：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zhan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③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④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箓‘、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维护李唐‘绵系‘。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五月，以玄奘为首的佛教徒要求调整道先佛后的关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对此进行辩论，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只好下诏宣布：‘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⒂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李显也是庸懦无能之辈，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⒄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宝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宝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改元‘天宝‘，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却大加赞赏。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

        第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宝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

        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⒆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宝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制‘：‘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⒇天宝元年二月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和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并规定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

        第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自为之作注，颁示天下。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二十三年又修《义疏》。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为了突出《道德经》的地位，天宝四载十月下诏规定：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

        第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观主史崇玄及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沈佺期、员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由起》等共约150卷，玄宗亲自为《一切道经音义》作序。开元中，又发使搜求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谓五千七百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编纂的《道藏》。为了使道经广为流布，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馆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太一观持诵。天宝十载又命写《一切道经》五本（部），颁赐诸观。

        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旧唐书礼仪志》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迹，滋于岁月。

        因为玄宗崇尚斋醮，故特别爱好各种斋醮乐曲，并组织创作。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及天宝四载，他还先后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宫。天宝十载还在内道场亲自教诸道士步虚声韵。

        由于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太子宾客贺知章清为道士，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所之多。王公大臣对他的‘尊道教‘，‘表贺无虚月‘，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

        安史之乱一度波及‘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MD许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尽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根本动摇。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无不继续‘尊祖‘、‘崇本‘，采取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继续发展。其中，尤以武宗李炎在位时最为突出。

        武宗李炎是继玄宗之后又一个热烈崇道者。他‘在藩时‘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玄坛受法箓，以归真为师。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一作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三年夏，作望仙观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罗浮道士邓元起（一作超），复造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均极尽奢侈豪华。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表明他的废佛，是为了扶持道教。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ME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与盛唐时期相比，道教也相对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植道教，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

        据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MF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对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zhan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曹魏时道士孙登‘以重玄为宗‘解释《道德经》以来，道教中逐渐形成一个重玄派。发展到唐初，经成、李等人的系统论述并汲取佛教中观思想，遂成为当时《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该派阐释《老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援《庄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学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给佛教思想以影响，如佛教三论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观点；王玄览的《玄珠录》明显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响；孟安排《道教义枢》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其中多为重玄派阐说的义理；重玄派阐释《老子》的一些哲学范畴如‘理‘、‘心‘、‘性‘等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阐发，唐代道教思想更为思辨化，更富哲理性。

        道教科仪，在唐代也有较系统的发展。随着大量宫观的兴建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对斋醮仪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斋词、醮词、青词、叹道文、忏文等，正是当时道教科仪繁荣的记录。唐玄宗时，道士张万福编撰科仪经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是继陆修静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张万福大致同时的玉清观道士朱法满则编《要修科仪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余种道书，实为当时道教科仪戒律的缩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当时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传授，斋醮仪式也更趋完备和规范化。

        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MG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M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叶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zhan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

        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隶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无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

        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MI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

        承唐余绪的五代道教

        五代十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MJ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MK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

        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

        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

        其子昶即位后，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对其更为宠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NC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宫。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由宝皇命决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

        其子王衍继位后，更是大修宫殿，仿效李唐尊老子为圣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ND其他如吴王杨行密，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卒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吴越王钱霮，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道士闾丘方远，并为其筑室宇居住。广顺二年（952），吴越钱弘俶在位，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南唐李癉对道士王牺霞，李煜对道士谭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谭紫霄至建康，赐以道号，阶以金紫，紫霄皆让而不受。燕主刘守光曾以道士刘哲（即刘海蟾）为相。

        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的崇道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又归于统一。北宋的封建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时期是前后两个高潮，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

        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也曾利用‘符命‘为其制造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曾以此帮助他积极争取群众。称帝以后，尽管尚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对发展道教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他还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作了整顿，这些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他还不断地兴建宫观，又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写演分赐宫观。本来由于五代之乱，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NE的衰败局面，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遂使道教得以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真宗赵恒时，便把这种崇道政策推向了一个高潮。

        真宗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社会经济也比较繁荣。‘澶渊之盟‘以后，外部威胁暂告缓和，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来扶持道教。他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赵，不便奉老子为圣祖，于是从道教中另立一位赵姓者作为圣祖，由此天神降临并赐语以维护赵宋王朝统治之类的神话故事迭出。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诉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见神人星冠绛袍来告之曰：‘来月三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此后，他接到皇城司的报告：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视，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之天书。王旦等听后，皆再拜称万岁；并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取书，由王旦跪奉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同年四月，又称天书复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八日，又有天书下降于泰山。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授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史称：‘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NF以至‘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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