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五篇 ｜军队（3）
第十一章 ｜行军（续） 一日行程的标准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的时间，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通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这是早就肯定了的；长途行军时，为了能够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一日行程甚至要减少至二普里。
一个八千人的师，在平原上沿着中等的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八至十小时，在山地则需要十至十二小时。假如几个师编成一个行军纵队，即便除去后面的师晚出发的时间，行军时间也得多几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一日行程差不多要占用整天的时间。士兵背着背囊一天行军十至十二小时，其劳累的程度是不能同一般情况下步行三普里相比的，虽然独自一个人沿普通的道路步行三普里只需五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到五普里，最多达到六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四普里，这全是强行军了。
走完五普里的行程，中间就需要有数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一个八千人的师走完这样的行程，即使有良好的道路，也不能少于十六小时。假如行程为六普里，而且是几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行军的时间起码需要二十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以集中形式的几个师从一个野营地到另一个野营地的行军，因为这样的行军是战区内常见的形式。假如几个师成一个纵队行军，那么前面的几个师就应当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从而它们也会提前到达指定的野营地。但提前的这段时间决不能达到走完一个师的行军长径所需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所常说的”流过”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种行军方法很少能够减轻士兵的劳累，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往往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一个师也用相似的方式，让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把师作为一个行军单位。
军队以小部队为单位不先在一定地点集合就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进行长途旅次行军时，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其实，由于必须绕弯路进行舍营，其行程就已增加了。
如果军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行军，并且还要进行舍营，那么这种行军必然要花很多时间，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才易于通过较好的给养和舒适的舍营来很好地消除长途行军的劳累。1806年，普鲁士军队一旦在退却中为了获得给养曾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作法。事实上，军队如果进行野营（露营），同样能够获得给养，同时又不致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行军大约五十普里花十四天的时间。
在难走的道路上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都急需有非常大的改变，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十分难确切地计算出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作出一般的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醒人们理论注意，不要再犯人们容易犯的这种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计算，必须多留一些时间以便应付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天气和部队的状况。
自从军队取消帐篷和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法以来，军队的辎重明显地减少了。这一事实的最大影响当然首先表现为军队的运动加快了，即军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是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却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加快，因为大家明白，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辎重或留在后边，或先行，通常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总是同部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因而，辎重不会影响军队的运动。而且，只要它不再直接影响军队，不论它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是不会去考虑它的。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大的，就算是在今天也十分难超过。我们可举1760年拉西为了支援俄军对柏林的牵制性攻击而进行的行军来证实这一点。他的军队从希维德尼察出发，经过劳西次到达柏林，在十天里行军四十五普里，大约每天四普里半。一万五千人的军行军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给养制度的变化也给现代军队的运动带来了一个迟缓的因素。军队被迫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常有的事），比较起从面包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来，这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另外，在长途行军时，部队不能大量地在一个地方设营，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各师必须分开设营。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必须进行舍营的。所有这些，总的说来都是使行军显著迟缓的原因。因而，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留赫尔追击法军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在十天内都只走了约三十普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从萨克森向西里西亚往返行军时，带上全部辎重，也曾达到这一速度。
虽然如此，辎重的减少，还是会明显增加大小部队在战区内的机动性和轻便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一方面，骑兵和炮兵的数量不减少，马匹数目也减少了，因此，对饲料的顾虑不象过去那么经常了；另一方面，军队无需常常顾虑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因此配置时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少了。
1758年，腓特烈大帝放弃对阿里木次的围攻后率领军队时，曾经带有四千辆辎重车，为了掩护这些辎重车，他曾把一半军队分散成独立的营和排。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便碰上最胆小的敌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在长途旅次行军（例如从塔霍河畔到涅曼河畔的行军）中，军队虽然减少了辎重自然要轻快得多。即使军队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辎重因而每日行程仍保持一般的标准，可在紧急情况下也可能以较小的代价使一日行程超过一般的标准。
总之，与其说减少辎重能够增加运动的速度，还不如说可以节省力量。 第十二章 ｜行军（续）——对军队的损害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这种作用力很大，以致我们都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别因素。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个工具受到什么损害，可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困难的行军，军队受到的损害当然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或宿营条件很差，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令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全部受到损失。
人们常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当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固然，士兵在营地挤在狭小的房舍里，而且必定会生病，可是在行军中挤在狭小的房舍里也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原因决不是缺乏空气以及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易于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请想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背囊行军时生病，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能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并且得不到任何护理，这之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请再想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得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此患病甚而死亡。
我们作这种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只想说明，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非说高度的出其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意见，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需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往往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由于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停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停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不断行军一百普里或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尤其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假如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并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或许会能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实上述论点。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进攻莫斯科预备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8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遣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其实只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而，我们能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至于五十二天内连续行军大约七十普里的过程中，仅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三星期之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达到十四万四千人（包括战斗伤亡）。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法军损失数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致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则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并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概休息十四天，还有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很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在这十四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多是沙土路。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非常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可是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
关于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更说得正确，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我们就压根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十二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三万人了。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有多么少，这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再从1813年布留赫尔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举出一个例子。这个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闻名的。布留赫尔属下的约克军于8月16日是以约四万人开始这次战局的，10月19日到达来比锡附近时就只有一万二千人了。根据最可靠的历史家的记载，在果尔德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最为主要战斗中和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登堡和默克恩（来比锡）会战的主要战斗中，这个军大概伤亡了一万二千人，由此可见，非战斗减员在八个星期内达一万六千人，占这个军的五分之二。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一情况制定各项计划，第一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第十三章 ｜舍营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舍营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因为不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而厂营和露营，无论改进到何种程度，总是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假如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远征俄国的1812年战局中，法军在非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完全没有舍营，它是少数罕见的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好像更恰当些）得到了怎样的结局！
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情况，即离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队就得放弃舍营，并且不到决战结束，确实不能再进行舍营。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也即在最近二十五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战局中，战争要素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全部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作用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多半都进行和发挥了。可是，这些战局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几个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讲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期，更是极少谈得上有什么舍营，因为就是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的胜利的追击中，因为运动的速度较快，军队也不可能进行舍营。
但是，假如战争中事件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很激烈，并且出现了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那么，舍营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舍营这种需要对于作战自身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试图利用兵力较大的前哨或配置得较远的更为强大的前卫，来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保障更大的安全；另一方面，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当地富庶与否和农产品多寡的情况，很少从战术上来考虑地形的利弊，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个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还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镇的大道，全能给大量军队的集中配置提供便利条件。这种集中给军队提供的灵活性和活动余地是非常大的，它足够抵得上其他地点的有利条件带来的利益。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做几点说明，由于这些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围。
军队的舍营分两种：一种是作为部队主要的任务的舍营，另一种是作为次要任务的舍营。假如在战局过程中部队仅仅是根据战术和战略上的要求配置，而且规定军队在配置地点附近进行舍营休息（尤其是骑兵常有这种情况），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任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因而，军队在能够保证及时到达配置地点的范围内进行舍营。如果部队舍营只是为了休息，舍营就是主要任务，别的措施（当然也包括配置地点的选择）都必须适合这个主要任务。
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地区的形状。通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不外乎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展。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就是集中地点，司令部在它的后面。可是，这三种规定对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中是有妨碍的，差不多是对立的。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快地在一个地点（中心点）集中。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到达这个地点就越迟，集中能用的时间就越多。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获得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多少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但，这个主张既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很重要的。对整个军队的外翼这个主张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部分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这个主张之所以不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求物资，有比这种把军队分开配置更为简单的办法。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是掩护舍营地的目的。这与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假如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了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等。第二。如果敌人用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假如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到底还可以阻挡一阵，从而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人们早已经认为，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种种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置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侧翼的一些问题，也是适用的舍营。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当在主力的同一条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是通过有利的地形来决定军队的配置地点，还有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面，几何形态是少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这种几何形态也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对一般情况或多或少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也应当予以注意。
至于什么是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必须军队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并且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定会更加谨慎小心。
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论述至于筑垒的冬营问题。
行军部队的舍营不同于驻军部队的舍营，为了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很少在远离道路上进行舍营，它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那么舍营对快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用术语说），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形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当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舍营地的大小相反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获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怎样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谈过了。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掉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使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总结成为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体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能用来传达命令以及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命令传达，只用递骑传令（只有这种方法才是非常可靠的）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概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大致有一万户人家在这样大的面积上，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假如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非常拥挤的。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获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相同的比例减少（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必须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五万人的军队只有居民很稠密时，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能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么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能说，倘若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仍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十分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用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能完全进行舍营：
（1）敌人也正在舍营；
（2）根据部队的情况绝对会出现有舍营的必要；
（3）部队当前的任务仅在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并且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大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虽然这样，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充分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而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到达军中时，没有马上变化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也就是说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之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时已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只得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如果标洛将军能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他非常担心一方面要应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那么换句话说，使他兵力不足行动缓慢了。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进行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明显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可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楚，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十四章 ｜补给（１）（一）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过去大很多，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虽然从前偶然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非常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之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始终是十分庞大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并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密切，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全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其实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能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情，可以不必考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因为各国国家机构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此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经接近于完全中止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可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优良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中断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渐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斗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这样的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之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这时，封建义务已经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不管如何，这时的军队已变成了国家机构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国家机构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定发生相同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避免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所以，国家机构。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当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国家机构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当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为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国家机构的事，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常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但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特定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管是采购来的还是从国家领地收缴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随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全部废止，其中的某些部分将会再三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依赖国民和地方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加有规律，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大减弱了。军队由于依靠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所有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常常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晃，而且在这种受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赖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允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只能暂时忍饥挨饿，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要不然，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必定会不停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他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晓得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额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量饲料比一日份量口粮大概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今天，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要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因而，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可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大多只能在敌国领土上打仗，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而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一来，只依靠国家机构的财力就显得不太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就被粉碎了，从而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这个部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的崩溃而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象钟表一样精密的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士兵被送上战场，驱使将军们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来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及反拿破仑的战争全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将来，恐怕依然是如此。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到它的所有权。方法总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常常是综合使用的，但常常以某一种方法作为主要的，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便像大城镇那样居民全都是消费者，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很显然，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假如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一来，在相当大的城镇中，能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能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儿，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很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因此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可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之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来平均起来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能吃到下届收获期。所以，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见，假如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概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概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假如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就够了。
假如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品而感到困难。因此，即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块，已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很大的军队了。 第十四章 ｜补给（１）（二） 至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加少了，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也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能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少食料。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显然应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地区去宿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能够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一齐战斗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即这样的一支军队连续行军的时候，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能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为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的时候，虽然除了屋主供养之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因为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停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而迟滞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数是不中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已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自然会差一些。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即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已不是四平方普里而是九平方普里，这样宿营仍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在一般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中断地运动中，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依然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作准备，那就必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便在现在，如果一支庞大的军队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早作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备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带的三四天口粮和八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总是能得到保障的。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恰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可以从远方运来粮食。这样，就能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而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屋主供养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作到。当然，这要以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作为前提。
二。军队强征。当一个单独的营有必要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能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一点看，这种获得给养的方法在实质上同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非常多，象常见的那样，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除了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随后再进行分配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方法决不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够得到的粮食要少很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时间，也没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通常缺乏运输工具，因而只能得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讲，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过小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得不到好结果的，他们很少可以征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是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的。末了，这种方法经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很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种强征的方法来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即对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来说），才能收到成效。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它们要到达的地点压根不可能预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距离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太远。另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万一没时间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必须要用这种方法。
军队越是适于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可是，时间常常不允许采取这种正规征收的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却能快得多。
三。正规征收。毫无疑问，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之基础。
这种方法和前一种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正规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加下进行的。这时，在有存粮的地方并不是用暴力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居民有秩序地交出来。只有地方当局才能作好这种工作。
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成效就越理想。甚至也能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征收就和第四种方法近似。在本国内集中军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在军队后撤时，常常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比较少。通常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前卫只能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因此，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假如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而，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但是，困难是会逐渐减少的，因为能够征收粮秣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地区的面积随之扩展，征收的效果也会随之而增大。假如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四平方普里，那么在次日就会有十六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就会有三十六平方普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十二平方普里，第三天比第二天又增加了二十平方普里。
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大体的情况，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要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刚住过军队的地方不可能象没有住过军队的地方那样地提供很多的粮秣。可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每天也能扩大二普里以上，即扩大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或许更多一些。
为了把分派的粮秣，起码其中的大部分确实能够被征收到手，当然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使他们通过这一切而感受到普遍的压力。
我们不打算叙述军需机关和给养制度的复杂的全部细节，我们只谈这种方法有可能得到的结果。
根据对一般情况的考察而得出的。并为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所证明了的结论是：一支军队，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即便兵力很大，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无疑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的。军队到达某地后立刻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方，今后越来越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由越来越高的当局进行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遭到严重破坏，要不然，这种方法是永远可以使用的。军队驻止的日期较长的时候，要求能一直提到最高的地方当局，它在安排时当然就能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还能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而且，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它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常常也不会那么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正因为这样，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自然而然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办法，但是不会因此就完全变为另一种方法，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尽管能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补充当地的粮食，可是当地依旧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这同十八世纪战争中的给养情况，即给养通常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无关系的那种情况相比，是全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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