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五篇 ｜军队（2）
第七章 ｜前卫和前哨 前卫和前哨是两个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是让战斗具有一定的形态和保证实现战术企图的战术部署，另一方面，它们又通常导致独立的战斗，而且往往配置在距离主力较远的地方，因此应当看成为是战略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正是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所以我们才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作为前一章的补充。
任何没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为了在敌人被自己发现以前就能查明敌人接近的情况，都需要有前方警戒，因为视力所能达到的距离往往并不比火器的射程远多少。如果一个人的视力只能达到一臂那么远，他算是怎样的人呢？前哨就是军队的眼睛，人们早就这样说过了。然而，对前卫和前哨的需要并不总是一样的，对它们需要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兵力。正面。时间。地点。环境。作战方式，甚至偶发事件都会影响需要它们的程度。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史中那些使用前卫和前哨的记载都并非简单而明确的，而只是杂乱地罗列了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看到，军队的警戒有时由固定的前卫部队担任，有时由拉得十分长的前哨线担任，有时两者并用，有时既不用前者又不用后者，另外有些时候几个行军纵队共派一个前卫，有时各纵队又各自派出自己的前卫。我们想先对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然后再看看能否归纳成少数几条可以实际应用的原则。
假如军队在行军，则由较大的部队组成前方警戒――前卫（军队退却时则为后卫）。如果军队在舍营或野营，则是由兵力不大的哨所加以配置成一线作为前方警戒――前哨。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可以并且必须比运动时掩护更大的地区，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自然是前哨线，军队运动时位居前方警戒就自然是集中的部队。
组成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可以是各不同的，可以从一个骠骑兵团到一个各兵种编成的强大的军，可以从只是向野营地周围派出的小哨以及大哨到一条有各兵种防守的坚固的防线。因此，前卫和前哨的作用也能从单纯的侦察一直到抵抗敌人，这种抵抗不仅能够使军队赢得完成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并且还能使敌人的措施和意图提前暴露，从而明显地提高侦察的作用。
因此，军队完成战斗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它的抵抗越是根据敌人的特殊部署来加以计划和组织，一个较强大的前卫和前哨就愈发显得需要。
在所有的统帅中，腓特烈大帝可称得上是最善于完成战斗准备的统帅了，他几乎只用口令就能指挥他的军队投入会战，而强大的前哨不需要。我们常常看到，他一直是在敌人眼前野营，有时用一个骠骑兵团担任警戒，有时用一个轻步兵营或从野营地派出的小哨和大哨担任警戒，而不使用大部队作警戒。在行军时，以几千骑兵（大多是属于第一线两翼的骑兵）组成前卫，行军结束时又将它们重新撤回主力部队。用固定的部队担任前卫的情况极是少见。
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要想常常以全部力量非常迅速地行动，发挥训练优良和指挥果断的特长，就必须跟腓特烈大帝和道恩作战时那样，几乎完全是在敌人的眼前行动。谨慎的配置和复杂的前哨配系，都会让这支军队的特长失去作用。至于腓特烈大帝由于判断错误和做得过分而导致了霍赫基尔希会战的失利，这并不能完全证明这种做法本身不对，相反，我们应当从这方面来认识腓特烈大帝的卓越的才能，因为在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霍赫基尔希这样的会战通共就只有一次。
可是，我们也看到，既不缺乏精锐军队又具备果断精神的拿破仑，在前进时却几乎每次都要派出强大的前卫。他这样做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战术有了变化。这时，军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已不能只用口令指挥它投入会战了，不能再象一次大决斗那样依靠技巧和勇敢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时军队必须更多地适应地形和情况的特点，战斗队形必须是很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从而会战也必须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了。如此一来，简单的决心必须代之以复杂的计划，口令就必须代之以较长的命令。这就需要时间和情报。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军队的数量十分大。腓特烈大帝只是率领三四万人进行会战，而拿破仑则率领一二十万人。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统帅经常采取某种固定的方法决不会是没有道理的。通常说，前卫和前哨的运用在现代大大地完善了。但是，就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如同腓特烈大帝那样行动的，在奥地利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前哨配系要强大得多，并且经常派出一个大部队作为前卫。就当时奥军的处境以及情况来说，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同样，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异样作法。甚至法国的一些元帅，如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乌迪诺和奈伊在马克，他们率领大约有六七万军队前进时，我们也没看到他们用大部队作前卫。
此时，我们已经阐明了有关前卫和前哨的各种不同兵力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确另一个不同点，这就是，当一支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不断地前进或后退时，并列的各纵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或有各自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为了在这方面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我们得作如下的思考。
如果有一个大部队被指定担任前卫，那么它的任务原本只是想要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的安全。假如主力是沿几条彼此接近的道路行进，这个前卫部队也可能在这几条道路上行进，因而也掩护了这些道路，那么翼侧的纵队自然就不再需要专门的掩护了。
但是，在离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却必须有自己的前方警戒。甚至是组成中央主力的各个部队，因为道路方面的意外原因而只得距离中央太远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前方警戒。因此，一支军队分为几个独立纵队并排前进，就有几个前卫。假如各纵队的前卫的兵力比作为可以共同的前卫的兵力小得多，那么它们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战略上就根本不算是前卫。可是，假使中央的主力有一个强大的部队作前方警戒，那么这个部队应该看作是整个军队的前卫，并且在许多场合也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要在中央设置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前方警戒呢？有以下三个理由：
（1）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一般在中央行进；
（2）因为凡是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其中央正面的部分显然常常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切作战计划主要是同中央有关，因此中央部分一般比两翼更靠近战场；
（3）因为在中央的先遣部队，哪怕不能作为真正的前方警戒直接保护两翼，对两翼的安全也能起很大的间接的保护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敌人不可能在这种部队侧旁的一定距离内通过，从而对某一翼果断使用重大的行动，因为敌人不能不害怕自己的翼侧和背后会遭到攻击。中央的先遣部队对哪怕不足以完全保障翼侧部队的安全，也能够消除翼侧部队所担心的很多不利情况。
因此，中央的前方警戒，如果比两翼的前方警戒强大得多，即是说，是派一支专门的大部队作前卫，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担任前方警戒的任务――保护后面的部队不受到袭击，而是在一般战略关系上真正赶到先遣部队的作用了。
先遣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着怎样使用先遣部队）：
（1）在需要许多时间部署兵力的场合，可以用先遣部队进行一次比较强有力的抵抗，迫使敌人较谨慎地前进，也就是能够提高一般的前方警戒的作用。
（2）当军队的主力很庞大时，可以将行动不便的主力控制在距敌人较远的后面，让一支运动灵活的先遣部队在敌人附近活动。
（3）哪怕我军主力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远离敌人，先遣部队可以派到敌人附近去侦察敌人。
有人认为，派一个人数不多的侦察队，或一支别动队，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侦察任务。但是，假使我们考虑到侦察队或别动队十分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同大部队比较起来，它们的侦察手段又是多么有限，那么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了。
（4）追击敌人时，用配属有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追击，比用整个军队来，可以较快地运动，晚上可以迟一些宿营，早晨则可以早一点出发。
（5）最后，在退却时作后卫，可以用来防守险要的地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的确，乍看起来，似乎这样的后卫经常有翼侧被迂回的危险。但是人们决不应忘记，即使敌人在后卫的侧方前进了一定的距离，他要真正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还必须经过通向中央的路程，而中央的后卫总是能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的，并且在退却时可以殿后。与此相反，假如中央比两翼后退得快，情况就严重了，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本身就是十分可怕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退却时更迫切感到需要集中和联合了。因此，两翼的任务是在最后仍然回到中央，即使给养条件和道路状况使得它在相当宽的正面上退却，当后退结束时，通常仍然要在中央形成集中的配置。此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敌人一般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主要正是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中央的后卫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派出一个大部队专门担任前卫都是恰当的。但是，假如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那么就不该派出这种前卫了，例如，1813年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迎击布留赫尔，和布留赫尔向易北河进军，就都是如此。当时，他们的兵力都是三个军，分成三个纵队沿着不同的道路并排地向前行进。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样的前卫。
但是，将兵力分为三个同样大的纵队的做法是非常不值得推荐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部署象把一支军队分为三个部分一样，会让整个军队很不灵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篇第五章中已经讲过了。
在将整体分为中央部分和独立的两翼的情况下（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说过，只要军队还没有特殊任务，这是最自然的配置方式），前卫部队说应配置在中央部分的前面，因而也在两翼线的前面。可是，侧方部队对翼侧所担当的任务实际上同前卫对正面所担当的任务是极其相似的，所以，侧方部队时常同前卫位于一线，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侧方部队甚至可以比前卫配置得更前点。
至于前卫的兵力，那是不必多讲的，因为现在通常的习惯已经正确地规定，前卫由一个或几个从整体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编成，并且加强一部分骑兵。所以，如果一支军队区分为若干个军，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军，如果区分为若干师，则前卫就是一个师或几个师。
因此容易看出，整个军队区分的单位较多，对派遣前卫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
前卫派出的距离，完全依照情况决定，它有时离开主力超过一日行程，有时就在主力的近前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卫同主力的距离正好是一至三普里，这虽不能成为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则，但是却证明，这样的距离是常常需要的。
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压根没有谈到前哨，现在我们得要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一开始我们说过，前哨适用于驻止的军队，前卫适用于行军的军队，那是为了追溯产生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而暂时把它们分开的；可是，显然，如果我们死板地按这句话来区别它们，那就只是书呆子的做法。
假使说行军的军队到了晚上要宿营，以便第二天早晨继续前进，那么前卫当然也必须这样，并且每次都要派出哨兵担任自己的以及整个军队的警戒，但它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前哨。只有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的主力分散成单独的前哨，因而它集中的部分已经很小，或者已完全不是集中的部队时，即是说，一条前哨线的概念已经大于一支集中的部队的概念时，才能将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看成为是前哨而不是前卫。
军队宿营的时间越短，就越不需要完善的掩护，在一天内，敌人根本不可能弄清我军哪儿有掩护，哪儿没有掩护。宿营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所有接近地的侦察和掩护就必须越完善。因此，当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时，前卫通常将逐渐展开成前哨线。至于前卫应该完全展开成前哨线，还是应当以集中的部队的形式为主要部分，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情况：第一。双方军队接近的程度；第二。地形的性质。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之间的距离比军队正面的宽度小得多，那么在敌我两军之间一般不能置配大部队作前卫，而只能配置一些兵力并不是很大的前哨来保障军队的安全。
一般说来，集中的部队很少直接掩护接近地，所以要它发挥作用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在军队占领正面很宽的地区（如舍营）的情况下，要打算用集中的固定的部队掩护接近地，就应该同敌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所以，冬季舍营时多半用前哨线作掩护。
第二是地形的性质。凡有大的地形障碍，因而可以拿少数兵力组成坚强的前哨线的地方，人们当然是要利用这种地形障碍的。
最后，冬季舍营时如果气候严寒，前卫部队也完全可以展开成前哨线，因为这样做它就便于舍营。
在1794-1795年冬季战局中，英荷联军运用在尼德兰的加强的前哨线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当时的防线是由许多各兵种组成的旅设置的独立防哨组成的，并且有一支预备队可作支援。曾经在英荷联军中服务的香霍斯特将这种方法带回东普鲁士，并于1807年在帕萨尔格河畔的普鲁士军队中应用。除此之外，近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警戒方法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战争中运动增多了。有时，就算有运用这种方法的机会，也没有加以利用，举个例子莫拉在塔鲁提诺战斗中就是这样。当时，他如果掉自己的防线拉长一些，恐怕就不至于在前哨战中就损失掉三十多门火炮了。
不能否认，在适当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还会谈到。 第八章 ｜先遣部队的行动策略 我们刚才谈过，前卫部队和侧方部队对迫近的敌人所产生的作用决定着军队的安全。但这些部队同敌军主力发生冲突时，总是应该看作是很弱的。因此，需要专门探讨一下，它们怎样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任务，又能够不用担心由于兵力悬殊而遭到严重的损失。
先遣部队的任务是侦察敌人以及迟滞敌人。
假如用一支小部队，那么连侦察的任务也会永远完成不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敌人击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工具――眼睛，是看不了那么远的。
可是，侦察的作用应该更大些，它迫使敌人在面前展开全部兵力，不光比较清楚地暴露他的兵力，并且暴露他的计划。
如果用一支大部队作先遣部队，那么只它的存在就能够起这种作用，它只要等到敌人作好击退它的准备，然后退却就可以了。
但是，先遣部队还有迟滞敌人前进的任务，因此，就需要进行真正的抵抗。
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进行抵抗，并且不致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前进时也派有前卫，并非整个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同时前进的。即使敌人的前卫一开始就会比我方先遣部队占优势（敌人当然会这样安排的），即使敌军主力距其前卫的距离比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的距离较近，并且敌军主力正在前进，就能赶来全力支援它的前卫战斗，作为我方先遣部队依旧能够在同敌人前卫（双方的兵力差不太多）接触的第一阶段获得一些时间来侦察敌人前进的情况，而且使自己的退却不致有什么危险。
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哪怕进行一些抵抗，也不致带来在其他场合由于兵力悬殊而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在抵抗优势敌人时，更主要的危险永远是军队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可是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有多远，因而一旦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面的火力夹击。所以，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由于敌军四处这样摸索以及小心翼翼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至于先遣部队对进行正面攻击的或者开始迂回的敌人到底可以抵抗多长时间，这主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和自己援兵的远近。假使由于指挥不当，由于主力需要较多的时间而先遣部队只得忍受牺牲，因此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超过了允许的限度，那么先遣部队必然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就是可以利用大的地形障碍的时候，来举行真正的战斗来抵抗才是有意义的。可是，先遣部队的这种小规模战斗的持续时间就其本身来看是很短的，这种战斗很难赢得足够的时间。要获得足够的时间，就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1）让敌人的前进比较谨慎，因而比较缓慢；
（2）进行一定时间的真正抵抗；
（3）退却。
退却应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慢些。假如有有利的地形可以用作新的阵地，就必须加以利用，以便迫使敌人重新作攻击和迂回的准备，从而又一次赢得时间。在这个新的阵地上，甚至还能进行一次够格的真正的战斗。
可见，战斗抵抗同退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本身的持续时间不够，就在退却时通过反复多次的战斗来获得足够的时间。
这就是先遣部队的抵抗方式。这种抵抗的效果，第一取决于这支队伍的兵力大小和地形的性质，其次取决于它退却的路程和它可能得到的支援和接应的情况。
一支小部队哪怕同敌人的兵力相等，也不大能够象大部队那样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因为兵力每个阵地上进行的抵抗又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并且相对安全，同时，在山地到处都有这样的阵地能利用。
先遣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退路就越长，通过抵抗所能获得的绝对时间就越多。但从先遣部队的处境来看，它的抵抗能力越小，所能够得到的支援就越少，退却速度也就越快（同离开主力较近。退路较短时相比）。
先遣部队可能得到的接应和支援，自然会对它的抵抗时间发生影响，因为小心谨慎的退却必定会占去抵抗的时间，因此也会减少抵抗的时间。
要是敌人在下午才同先遣部队接触，那么先遣部队通过抵抗赢得的时间就显然不同。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很少利用夜间继续前进，因此我们通常可以多赢得一个夜间的时间。例如，1815年齐滕将军率领普鲁士第一军大约三万人跟拿破仑的十二万人对抗，在从沙勒尔瓦到林尼这段还不足二普里的短短的路程上，普鲁士军就为自己的集中赢得了二十四个多小时。在6月15日上午9时左右齐滕将军受到攻击，而林尼会战到16日下午2时左右才开始。当然，齐滕将军遭到了非常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就达五六千人。
根据经验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当作考察这个问题的依据。
一个有骑兵一万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加强师，向前推进一天行程（三四普里），在一般地形上能够迟滞敌人的时间（包括退却时间在内），如同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的一倍半。可是，如果这个师只向前推进一普里，它迟滞敌人的时间十分可能为单纯退却时行军时间的二三倍。
所以，在前卫师离主力四普里的场合（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大约为十个小时），从敌人在该师面前出现时起到敌人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时止，大约为十五小时。而在前卫离主力仅为一普里的地方，敌人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的时间，可以设想为在三到四小时以后；实际上还会在六至八小时之后，因为在这种场合，敌人为了攻击我军前卫而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前一种场合是一样的，我军前卫抵抗敌人的时间，相对地却比在前一种场合长得多。
从这里能得出结论：在前一种场合，敌人要在击退我军前卫的当天就进攻我军主力是不困难的，在实际经验中往往也确实是这样。甚至一旦在后一种场合，敌人至少必须在上午击退我军前卫，才可能有时间在当天和我军会战。
在前一种场合，因为黑夜对我军有利，所以推进得较远些，前卫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关于一支军队的侧方部队的任务，我们已经讲过了。它们的行动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取决于具体运用时的具体情况。最简单的是将它们看作是派在主力侧方的前卫，这时，它们应当向前推进得稍远一点，退却时向主力作斜方向运动。
侧方部队不是在主力的正前方，不跟前卫那样，主力可以方便地从两侧接应它。所以，如果不是敌军两翼端的攻击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弱，并且我们的侧方部队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有退却的空间的话（它退却时不致跟前卫溃退时那样会直接给主力带来危险），侧方部队会遭受到较大的危险。
接应先遣部队时最常用的和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强大的骑兵，所以当先遣部队离主力较远时，配置在主力和先遣部队之间应当是骑兵预备队。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先遣部队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是通过真正的力量的发挥，不如说是只由于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的战斗，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先遣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都阻止敌人的行动，只能象钟摆一样缓和和节制敌人的行动，让我们有可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行动。 第九章 ｜野营 对军队战斗外的三种状态，我们只从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即是说，它们只被看作是战斗的预先形态，即地点。时间和兵力的决定来进行研究。至于战斗的内部部署和向战斗状态过渡等问题，则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所说的野营，是指舍营之外的各种宿营-幕营。厂营或者是露营。野营同它所预示的战斗，在战略上是完全相同的，在战术上，却未必经常一致，因为人们基于某些原因所选择的营地，可能并不恰好就是预定的战场。关于军队配置（即军队的各部分应占据的位置）必须谈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此时只是对野营作些历史的考察。
从前，即从军队的数量再一次大大增加。战争变得更加持久。战争的各个部分联结得更紧密的那个时候起，直到法国革命时为止，军队一直是用帐篷宿营的。这是当时的正常情况。暖和季节一到，军队就离开营房，又到了冬季，一旦回到营房里去。冬营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看作是非战争状态，因为军队在冬营时就象停了的钟表一样已不再起作用了。军队在进入真正的冬营以前为了休息进行的舍营，和在面积不大的地方进行的短时间的其余各种舍营，都不过是过渡状态和特殊状态。
至于双方军队这样有规律地和自愿地停止活动，在过去和现在为什么能同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协调一致，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以后再谈。在这儿我们只说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打法国革命战争以来，因为运送帐篷必须有庞大的辎重，许多军队就完全不用帐篷了。一方面人们认为，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中，最好能节约下运送帐篷的六千匹马，从而增多五千名骑兵或者几百门火炮。另一方面，在迅速并且大规模的运动中，这种庞大的辎重只能是一种累赘，不会有多大用处。
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影响：兵力将受到更大的消耗；地方将遭到更大的破坏。
无论粗麻布造的帐篷的保护作用多么小，人们都不应该忽视，军队长时间没有帐篷是会感到很不舒适的。有一天使用帐篷或不使用帐篷，差别是很微小的，因为帐篷几乎不能蔽风和御寒，也不能完全防潮。但是，要是在一年里不使用帐篷的情况重复两三百次，那么微小的差别就变成很大的差别。军队因为生病而损失较大，就成为非常自然的结果。
至于军队没有帐篷会使地方受到破坏，那就不用加以说明了。
由于取消帐篷有上述两种不利的影响，有人可能会以为，战争的激烈程度一定会受到另一种方式的削弱，即军队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并更经常地进行舍营，并且由于缺乏设营器材，有帐篷时本来能采取的一些配置也只好放弃了。
如果不是战争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而这些微小的。次要的影响被抵消，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战争威力被削弱的情况。
可是，战争的原始暴烈性已是这样不可抗拒，战争的威力已是这样异乎寻常，以致连上述的定期的休息时期也被取消了，双方都在尽其全部力量寻求决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形下，就根本不存在军队的运用由于不使用帐篷而发生变化的问题。军队应当厂营还是露营，只能够根据整个行动的目的和计划来决定，根本不是由天候。季节和地形条件条决定的。
至于战争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持这样的威力，我们在以后再谈。战争的威力如果没有这样大，不使用帐篷当然就容易会对作战产生一些影响。只是，如果说这种影响大到足以促使军队再使用帐篷宿营，那是值得怀疑的。这是由于，战争要素已经大为扩大，即使它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不时地回到以前那种狭小的范围中去，但很快又会以其不可抑制的本性不断地从这个范围冲出。所以，军队的固定制度和装备只能根据战争的性质确定。 第十章 ｜行军 行军就是军队从一个配置地点向另一个配置地点的单纯的转移。行军有两个最主要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军队要舒适，要避免消耗原本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移动要准确，军队要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如果编成一个纵队，也就是说沿着一条道路不间断地行军，这个纵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只得非常缓慢地前进，否则就会如同水柱一样，最后分散成很多水滴，加上纵队很长，必然会使最后的部分过度劳累，使全军很快就陷入混乱状况。
同这个极端相反，编入一个纵队的人数越少，行军越容易。越准确。于是就产生了区分兵力的必要性，可是这种区分同为了分割配置不断进行的那种区分是不同的。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军队区分为若干个行军纵队，是根据军队配置的需要，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是这样。倘若要把一支大的军队集中地配置在某一地点，在行军时就必须把这支庞大的军队区分为若干个纵队。即使分开行军是根据分割配置的需要，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配置的要求为主，有时则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比如，如果一支军队配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在休息中等待战斗，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而这些要求就是需要选择良好的。修筑好的道路。考虑到这些不同情况，人们有时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有时则是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如果一支军队预定要进行一次会战，并且要到达适当的地点是最重要的，那么，必要时就得甚至毫不犹豫地通过最难走的小道。与此相反，假如军队向战区作旅次行军，那么就应该为各个纵队选择最近的大道，而且尽可能地在大道寻找舍营和野营地点。
不论行军属于上述两种行军中的哪一种，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原则总是这样的：在预料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在真正作战的整个区域内，编组行军纵队时必须使编成的各个纵队能够进行独立的战斗。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就要使纵队内有三个兵种的联合，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区分，并且任命合适的司令官。主要是行军产生了新的战斗队形并且从新的战斗队形中获得最大的方便。
在十八世纪中叶，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的战争中，人们已经开始把运动当作是战斗的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开始利用出其不意的运动来取得胜利。当时，还没有出现有机的战斗队形，因而，军队行军时不得不进行十分复杂而累赘的部署。军队要想在敌人附近进行运动，就必须可以常常作好战斗准备，而整个军队不集中在一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只有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侧敌行军时，第二线为了经常与第一线保持不太远的距离，即不超过四分之一普里，就得十分熟悉具体地形，不顾艰苦地越过任何险阻前进，因为在四分之一普里的距离内哪里能找到两条平行的良好道路呢？军队向敌人垂直行军时，两翼的骑兵也会遭遇到相同的情况。在行军中有了炮兵（它需要有步兵掩护的单独的道路），就会碰到新的困难，因为步兵必须保持一条连续线，而炮兵会使本来已经拉得很长的步兵纵队拖得更长，而且打乱纵队内步兵的各部分之间的间隔。人们只要读一读滕佩霍夫著的七年战争史中的行军部署，就能了解这一点，并知道战争因而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束缚。
但，现代军事艺术规定军队可以进行有机的区分，各个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小的整体，它们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唯一的差异是小的整体的活动时间较短，这时，即使为了共同进行一次战斗，每个纵队在行军中也不必相互靠近到在战斗开始之前能够全部集中的程度，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能够集中起来就足够了。
军队的人数越少，运动就越容易，也愈发地不需要为了避免行动不方便而进行兵力区分（不是指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兵力区分）。一支兵力小的军队能沿着一条道路行进，即使要沿几条道路前进，也不难找到彼此接近的。能不断地满足需要的道路。但是，军队的人数越多，就越需要划分，纵队的数目就越多，对修筑好的道路甚至大路的需要就越大，从而各纵队的间距就越大。区分兵力的危险同区分兵力的需要，用算术术语来说，恰成反比。各部分越小，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各部分越大，全都能够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前一篇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只要考虑到在耕作区内主要大道两旁几普里以内，总能找到几条平行的修筑好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在组织行军时，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能使军队的迅速前进和准确到达同军队的适当集中发生矛盾。在山地，虽然平行的道路最少，各条道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可是每个纵队的抵抗能力却大得多。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为明确，我们想举出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八千人的师与它所属的炮兵和一些别的车辆的行军长径相当于一小时的行程。因而，两个师不断先后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时，第二个师将比第一个师迟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讲过，一个兵力这样大的师，即使面对优势的敌人也能抵抗几个小时。因此，甚至在最显得不利的情况下，即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时，第二个师迟一小时到达也不算太晚。况且，在欧洲中部耕作地区，在一小时的行程内，行军大路周围多半全部能够找到可以行军的小道，而不必象七年战争时期那样经常需要越野行军。
另外，经验告诉我们，对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来说，即使在不好走的道路上行军，它的先头部队在八小时内常常也能够行军三普里。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径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骑兵预备队以及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径也一样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会是十三小时。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四万人顺沿同一条道路行进。自然，这支军队也能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因而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假如在一条道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那么整个军队就不一定全要在当天到达，正由于在现代，这样大的一支军队绝不可能同敌人遭遇后马上进行会战，通常要在第二天才进行会战。
我们谈到上述具体情况，并不是为了把这类情况都列举出来，只是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并根据经验说明：在现在的战争中，行军组织不再是那么困难了。现在，组织最迅速和最准确的行军，已经不象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么需要特殊的技巧和精确的地理知识了，现在只要利用军队的有机区分，行军差不多就可以自动地进行，至少不需要拟制庞大的计划了。以前，单凭号令就完全能够指挥会战，而组织行军却需要很长的计划，现在，编组战斗队形得要很长的计划，而组织行军却几乎只凭号令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行军分为垂直行军和平行行军两种。平行行军又叫侧敌行军，侧敌行军时要改变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并列配置的每个部分在行军时得前后排列，或者相反。虽然直角范围内的任何角度都或许成为行军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确定行军主要是属于哪种的。
只有在战术上，才有可能这么彻底地改变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而且也只有使用所谓列伍纵队行进时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大部队全都不可能成列伍纵队行进的。在战略上更不可能这样做。以前，战斗队形中几何关系的改变只是两翼和各线之间的改变，而在现代的战斗队形中常常却是第一级单位，即军。师或者是旅（根据整体的区分而定）之间的改变。我们在前文所得出的结论，对这一点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象以前那样，在战斗开始前就把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了，所以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使已经聚集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各自全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两个前后配置的师（后面的为预备队）沿两条道路向敌人行进，任何人也不会让每一个师都分开在两条道路上行进，而会毫不犹豫地让两个师各沿一条道路并列前进，并且让每个师长各自组织预备队以预备发生战斗时使用。指挥的统一比原来的几何关系重要得多。假如两个师在行军中没有经过战斗就到达了指定的阵地，那么它们仍然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位置。如果两个并列配置的师沿两条道路进行平行行军，那么人们就更不会让每个师的第二线或预备队全顺沿后面的道路行进，而是给每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行军过程中把一个师看作是另一个师的预备队。假如一支军队由四个师编成，三个师配置在前面，一个师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且用这样的队形向敌人行进，那么当然应该给前面的三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而让预备队在中间那个师的后面行进。如果三条道路之间的距离不适宜，就能够毫不犹疑地沿着两条道路行进，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显然的不利。
在平行行军时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各纵队是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开始行军的问题。当人们平行行军时，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向左侧运动时，谁都不会从右翼开始行军。在前进或退却时，开始行军的次序其实应该根据道路同预定的开进线的关系位置来确定。在战术上，有很多场合能够做到这一点，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几何关系较容易看清楚。但在战略上，就完全不可能了。假如我们看到有人把战术上的东西搬用到战略上去，那纯粹是书呆子的作法。以前军队在行军中仍然保持一个不能够分割的整体，而且行军的目的只是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而整个行军的次序纯是战术上的问题。尽管这样，1757年5月5日施韦林从布兰代斯地区出发时，因为未来的战场在他的右边还是左边不知道，最后被迫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反转正面的行军。
如果一支按照旧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的军队要分成四个纵队向敌人行进，那么，两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骑兵应该编为外边的两个纵队，两翼的两线步兵则编为中间的两个纵队。这些纵队的行军可以全部从右边开始，全部从左边开始，或者右翼从右边开始，左翼从左边开始，或者左翼从右边开始，右翼则是从左边开始。后者的行军，叫做”中央开始”的行军。乍看起来，这些形式是同未来的展开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关系的。腓特烈大帝前往勒登进行会战时，曾按照原来各翼的次序组成四个纵队，从右边开始行军，由于他刚好正要攻击奥军的左翼，因而很容易地变换为线式战斗队形，从而受到所有的历史著作家的赞扬。如果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必须象在布拉格那样一次反转正面的行军了。
如果说这些形式在当时就已经不符合行军目的了，那么在今天从同一角度来看，这些形式纯粹是一种儿戏。现在同过去一样，非常难知道未来的战场同行军道路的关系位置如何，而且，即便由于行军开始的次序不正确而损失了一点时间，也远不象从前那样重要了。在这方面，新的战斗队形发挥了它的十分良好的作用，不论哪一个师最先到达，不管哪一个旅最先投入战斗，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之所以还有时从右边开始行军，有时从左边开始行军，就只有一个作用了，那就是左右交替地开始行军能调节军队各部分的疲劳程度。这是大的军队开始行军时还保持这两种次序的唯一的。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开始的行军只能偶然采用，自然就不成其为行军的一种固定的次序了。从战略上来看，一个纵队从中央开始行军必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行军次序是以必须有两条道路为前提的。
事实上，确定行军次序的问题与其说属于战略范围，不如说属于战术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会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但是，现代军事艺术已不再重视行军的各个部分的完全集中，而是让各个部分行军时距离远些，甚至可以独立行动。这样，就很少发生各个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并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该看作是整体战斗。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作如此多的说明是有必要的。
此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目的的特殊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配置最为合理，因此行军时采用三个纵队也是最为合理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纵队的概念不但是指沿一条道路前进的一个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的每个部队称做各个纵队。区分为纵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兵力小的部队行军总是比兵力大的部队的行军快一些方便一些。部队不是沿完全不同的几条道路行军，而是在不同的日期里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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