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五章放飞梦想（2）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房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干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逛了逛，夜里买上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老乡，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副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妍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画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的才华出众和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笔下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

        潍坊，一座在当时的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并不认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2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常常怀念在山沟里的那两年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穿梭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职的架子，但编制人很少，主要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没有普遍性。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发不了，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当时，我也有些纳闷：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挣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了10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父亲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怕不妥。就是考，因我是自学高中课程很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的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

        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没日没夜的施工，非常不服气，就像人们说的“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对我来说就像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了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老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发出来，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我拿到调令后，就打点行李决定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

        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的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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